悬赏广告:比较法上的观察与探讨

在大陆法系,《德国民法典》最早对悬赏广告作出了系统的规定。目前在德国,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悬赏广告性质的认识都不存在争议。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悬赏广告性质的认识还一直存在不必要的争议。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法律后果以及不同的定性及其后果进行了观察与探讨,以期有助于消除对此不必要的争议。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科技悬赏”的政策组合与实施路径选择——以深圳市的实践为例

文章针对国内关于科技悬赏政策组合与实施路径的系统性研究较少的现状,梳理国外科技悬赏成功案例主要做法,围绕科研体制与政府财政经费拨付的改革方式、项目征集方式与项目资助领域遴选方式、专家评审机制、资助对象范围、管理委员会的设立等关键问题,结合深圳市科技悬赏的实施背景和政策储备展开探讨。随着深圳的科技创新水平发展,科技悬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深圳市科技悬赏实践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对此,通过分析深圳市实施科技悬赏的可用政策储备库,结合国内外在科技悬赏方面已采取的政策措施组合及其效果影响,提出适合深圳市的政策组合,并提出深圳市科技悬赏实施路径,为深圳市科技悬赏实施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参考。

刑事悬赏问题初探

巨额悬赏在侦破重大案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是获得诸多有价值线索的有效手段 ,能够快速破案。悬赏缉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虽然起到某些作用 ,但它不是万能钥匙。悬赏缉凶既有利又有弊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要给予充分重视但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通过总结悬赏缉凶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教训 ,制定出可行的标准和规定 ,以扬其利 ,制其弊。我国刑事悬赏有其雄厚的理论基础即依靠群众。侦查机关设立一定的悬赏 ,鼓励人们积极提供线索。

悬赏缉凶之性质辨析与法律思考

近年,随着广告业的蓬勃发展和刑事案件特点的变化,悬赏缉凶这种已为世界各国所广泛使用的侦查手段在我国也迅速兴起,但由于法律定位不明,实际操作中就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为严肃侦查权的法制性、权威性,规范悬赏缉凶的使用,应严格界定悬赏、悬赏广告、悬赏缉凶的关系,明确悬赏缉凶的主体资格、使用条件,从法律角度辨明悬赏缉凶的性质和定位,规范悬赏缉凶的审批把关、语言规范、分配标准、分配方式等具体程序性问题。

行政悬赏举报行为研究

在城市化人口流动性增强给执法机关带来压力的当下,行政悬赏举报行为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执法压力,也慢慢成为新时代私人力量和公权力主体合作的一种方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行政悬赏举报行为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面临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举报程序规定缺失、漠视举报人权利等问题。为了使悬赏举报行为在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首先应明确悬赏举报行为的概念特征,在明确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奖励行为基础上,从实践角度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比较理想的制度构建,包括明确适用主体、完善奖励程序、加强保密力度等,以便行政悬赏举报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它的效用。

行政悬赏举报的信用监管问题研究

行政悬赏举报与信用监管存在理念上的结合默契。行政悬赏举报制度的实施弊病与信用监管改革的预期利好塑造了改革必要性,信用监管措施推广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经验塑造了改革可行性。因此,改革者需分析行政悬赏举报的实施现状,在法律规则中充实信用监管实施的实体保障性与程序支持性安排。在典型制度中重视失信黑名单、信用预警与反馈、信用激励等机制的完善。

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条件

《民法典》第499条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赋予悬赏应征人一种报酬请求权。此种规范方法引发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是合同还是单方法律行为的争议。立足于悬赏之事的属性、悬赏作为一种特别交易方式的特色以及第499条规定本身而作实质性思考,将单方法律行为说作为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更为可取。契约说虽然也能在理论和技术上自圆其说,但其思维方法明显有些迂回曲折。采纳单方法律行为说时,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仅需满足三项条件,即悬赏人必须以公开方式作出悬赏意思表示、悬赏意思表示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悬赏应征人必须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特定行为。

刑事悬赏问题初探

悬赏缉凶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对缉拿重大案犯,侦破大案要案起到重要作用,已受到各国政府与警方的重视。本文拟从国外刑事悬赏政策入手,对其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刑事侦查有所裨益。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兼论普遍悬赏广告与优等县赏广告之比较

文章拟突破对悬赏广告性质的传统观点－契约说或单独行为说，而采取折衷说：即普通悬赏广告乃为单独法律行为，而优等悬赏广告则为契约型法律行为。由悬赏广告的性质决定，文章比较分析了普通悬赏广告和优等悬赏广告的成立与生效、撤回及撤销等问题。

浅议公民个人悬赏缉凶

在我国 ,由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告已有法可依 ,并且已为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 ,但对于公民个人悬赏缉凶 ,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结合刑事悬赏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对此进行探讨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进而有利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 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悬赏广告的性质辨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悬赏广告性质进行辩析,结合我国《合同法》立法资料与外国立法例,对我国《合同法》放弃规定悬赏广告的立法意旨进行探究与评价,并提出:悬赏广告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性质如何,对于审判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不应产生不利影响,我国《合同法》放弃对悬赏广告作出规定在策略上过于保守。在此情况下,司法实践应尽快统一认识,使法律不但具有灵活性,而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悬赏寻物启事的法律性质分析

悬赏寻物启事引起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理论与实践上分歧很大。从性质上看，悬赏寻物启事是一种向社会公众发出的要约，是单边合同。

关于悬赏广告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

本文认为悬赏广告既有别于合同 ,也有别于一般的商业广告 ,它是悬赏人的单方行为 ,是一种许诺 ,并基于这种许诺在悬赏人和指定行为完成人之间产生了债的关系 ,因而不能适用现行《合同法》和《广告法》 ,而应该适用民法中债的规定。但是 ,现行《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悬赏广告作出规定 ,因而只能寄希望于处于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能够充分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做法 ,将悬赏广告的法律调整纳入其中 ,确保悬赏广告“有法可依”。

俄联邦公开悬赏允诺之研究

在现代社会,以悬赏方式追求某种结果或者寻找遗失物品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悬赏广告而产生的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它涉及悬赏广告发布人和响应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对公开悬赏允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将其作为一种与合同、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并列的债的发生根据进行规定,这种做法颇值我国民事立法借鉴。通过对俄联邦民事立法关于悬赏允诺的介绍,使我们在了解俄联邦民事立法规定的同时对其立法进行吸收和借鉴。

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悬赏广告普遍存在。悬赏广告是以广告的形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与报酬。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契约行为说与单独行为说，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作出明文规定。悬赏广告的性质影响着其法律效果，对悬赏广告性质的法定化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也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主张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单方法律行为并且论述了采用单独行为说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意义。

刑事悬赏法律性质的厘定——兼评与民事悬赏的界别

刑事悬赏是公安司法机关以广告向全社会不特定人发出满足悬赏要求的条件和内容即给予既定奖励的刑事司法求助方式。从悬赏发布主体与内容的角度审视,刑事悬赏有别于民事悬赏。民事悬赏具有合同(双方)法律行为性质,而刑事悬赏因之国家强制力的后盾,应界别为具体行政(单独)法律行为的性质,以行政部门法为主要法律适用范畴,诉诸行政纠纷解决程序。基于刑事悬赏法律性质的厘定,刑事悬赏涉案当事人进行利益自我保护的路径,自然也有别于民事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