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司法裁判中情理的规范性转化

情理兼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在传统司法中情理具有法源意义,在现代司法中情理不具有裁判依据效力。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环节,法官的情理考量皆可作为裁判理由以建构裁判规范。诉诸情理是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必要途径,积极修辞是情理表达尤其是激发情感认同的特殊修辞策略。裁判文书修辞诉诸美好持久的感情比诉诸短暂丑陋的感情更为可取。情理表达的修辞策略需与特定案件的性质、修辞目的相适应,情理考量的结果应与现行法实现规范融贯。在裁判规范的建构与表达过程中,情理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了规范性转化,推进了“合情合理”裁判的产生。

在“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之间:乡镇基层治理的综合情理与实践智慧

“情理”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结构位置,但其具体实践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浙北W镇综合行政执法分局的基层实践,根据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的行动指向和实际控制权两个维度,采取了秉持人文关怀、外借权威、联合避责等行动策略,以应对治理场景下的工作压力和提高治理效果。执法部门的“情理”运作有着深刻的实践逻辑,即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符合社会期待、维持部门组织自主性、降低治理风险性等多维的情理维度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动态交互而成的实践智慧。

情理融入司法裁判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

将“情理”融入司法裁判说理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情理”融入司法裁判存在标准不统一、定位不准确、论证不科学和阐释不合理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宏观方面应从完善法律法规、统一适用标准、准确定位关系和推行司法公开入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微观层面裁判者要从法律证成、法律解释和法律修辞等方面改进融入方法,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向“说得出的正义”转变。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情理思政:情理入境,以境育人

弘扬爱国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涵育学生家国情怀是新时代发展和新课程改革要求。情理思政主张情理入“境”,以“境”育人。教师创设适切典型真实情境,引导学生领悟道理、追求真理,培育学生家国情怀,提升思政育人价值。情理思政课堂需要以课标为据明育人起点、以情境创设联育人节点、以情境探悟照育人远点、以情理相融显育人高点,在情理交融中聚焦核心素养、丰富实践体验、实现生命成长。以培育中国人民海军故乡少年家国情怀为例,立足情理思政课堂,按照不同学段课程目标要求,厚植学生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思想政治教育情理交融的学理阐释、现实困境及实践要求

情理交融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原则,也是其目标要求。从哲学层面来看,“情”与“理”是辩证统一的;从内涵来看,情理交融是思想的本质规定;从过程样态来看,情理交融表现为由情入理和以理育情。“情”“理”在现实中纠结不断、冲突不断,催生了“机械灌输”和“价值偏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以理为本,尊重理性的权威性;以情为准,观照人的完整性,有效地把握和运用情理交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基于美学视角下的情理之辩——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明榜与暗榜

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古典小说基本遵循中国传统世俗之“理”给小说“定形”,但小说不是史记和教条,寄托个人强烈情感取向、审美理想的“情”往往又给小说“注魂”,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理性与个人情趣这两张榜现象。明榜是约定俗成的礼法,是有法之天下;暗榜努力宣泄自我的审美理想,是有情之天下。情理冲突之下,凸显小说的主题和思想。

基于“情理之间”的高校科研建筑实践思考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建筑呈现复合、多元的蓬勃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对“情理”的进一步挖掘与归纳,从理性思维和感性情感两方面归纳科研建筑的设计策略,并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海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产业创新平台项目为例展开具体论述,以期在新时代下为高校科研建筑的创新设计提供有益思考。

“合理”与“合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逻辑

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情理融通的精神逻辑,道德实践要获得着眼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功效性,其本质展现为“合理”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合理”能够通过发挥伦之“理”的价值引导作用,使“情”克服自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成为向善之情,为道德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合情”则能使道德实践扬弃伦之“理”的抽象性和教条化,使“合理”能够在现实的伦理情境中获得实质性的内涵。基于“合理”与“合情”的实践逻辑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共同开启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的实践智慧。同时,这两种实践智慧又透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性:“修己”的德性能力展现为激发人性的创造力和超越性,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主体条件;而“人伦和谐”则为“修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是“修己”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德实践中的外化超越。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情理法协同共治——农村滥办酒席的应对之道

近些年来,我国局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滥办酒席问题,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造成了不良影响。农村滥办酒席是由于情、礼、利三重因素异化交织而成,只有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才可能找到最佳出路。从法治角度而言,现有治理体系必须正视软法的局限,应当通过立法规范与软法引导的方式完善治理体系。从情理角度而言,对异化的情理应考虑重塑理念与更新规则的方式予以调适。与此同时,需要采取协同治理与加强监督的举措为长期治理提质,进而实现对滥办酒席问题的根治。

情理的司法适用与规范化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仅要依照法律,也应当兼顾情理,以实现司法公正。情理的司法适用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矫正规则的适用、证明案件事实、确定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提升司法温度等方面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误解情理和法律的关系、情理的适用混乱、流于形式、无视情理的机械司法等问题。有必要理顺情理和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规范情理引入司法的限度,同时,为情理的适用提供制度上的指引和保障。

情理相依:通向小学数学实验课堂的有效路径

在小学数学实验教学中,教师应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情理元素,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知识应用意识。本文讨论了数学情理教学,即结合学生情感和生活经验进行的教学方式,以促进思维的健康成长。在小学数学实验教学中,教师应从情境设计、数理关系梳理、数感培养和情理深化等多个角度规划学生的学习路径。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提高了教学的品质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学与法律的张力:《罪与罚》的情理之辨与法律之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既蕴含文学层面情与理的故事矛盾,又兼具法学层面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探讨。作品通过塑造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主角形象,反映了时代的思潮变迁与人们的内心思考,可从文学角度剖析出情理矛盾的核心线索。同时,文学又是历史事实的反映投射。独特的时代背景塑造了独特的法律观,主角的思想行为亦可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视角进行检视分析。本研究从文学和法学的双重角度,通过解读《罪与罚》,旨在揭示这部作品丰富的内涵与深远的意义,揭示情理矛盾与法律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初中道德与法治“情理教育”课堂的构建策略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课程,不仅致力于知识的传递,还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情理教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新焦点。在“情理教育”中,“情”扮演着基石的角色,为“理”的传授奠定坚实基础;“理”则作为引领,为“情”的发展方向提供明确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感情境、梳理知识脉络、链接社会课堂、革新评价体系,推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迈向新高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情理共生教学实践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强调通情达理、情理共生。深描情理共生的教学画像,需要有促进情理共生的实施路径与达成实效。核心素养导向是情理共生教学实践关注与聚焦的核心命题。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学习目标追寻情理共生,学习任务驱动情理共生,学习评价促成情理共生。

建构情理思政课堂 擦亮学生成长底色——“共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教例赏析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以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以情感激发学生,以文化熏陶学生”。情理思政课堂提倡创设真实、典型、适切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情理入“境”、以“境”育人,在情理交融中培育学科核心素养,涵养家国情怀,促进知行合一,实现道德成长。

基于字理情理的识字写字教学策略解析

在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中,了解字的形体结构和构造规律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写字笔顺和字形。通过掌握字的构造规律,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书写字形,提高写字的质量和速度。此外,字理的学习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