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 ,它们性质不同 ,作用各异 ;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 ,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 ,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 :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 ,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 ,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 。

刑法中的“情节”剖析

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而在刑法理论中,由于概念的定位问题,对有关情节研究有着巨大的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了刑法中与情节相关的概念。情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为两组相对应的概念即一组为犯罪情节与犯罪相关情节,一组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情节要求不是构成要件,只是提示性规定。以犯罪构成要件量的规定分析为基础,对情节的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阐释。

谈谈量刑情节的分类

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依据,是能否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掌握量刑情节的分类,明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应当情节、可以情节;单功能情节、多功能情节的内客及其适用规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兼谈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伴随德日刑法理论的回潮,学界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引鉴多有争论,既有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之声。从溯源的角度看,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源于德国,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目前,真正与不真正的区分说乃德国理论通说,且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系“犯罪第四范畴的刑法外目的考量说”处于优势地位。回顾我国现行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这完全可以在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解释中得以证成。一方面,自伤和用途要素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引入提供了实在法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情节犯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通过刑事政策的连接,确实呈现了一定的亲近性。

情节犯若干问题新探

情节犯之情节仅指定罪情节,并不含有量刑情节。区分情节犯中的定罪情节和一般的犯罪情节, 及如何区分情节犯和一般犯显得相当重要。情节犯之情节的含义应当是指能够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的一切法律事实,其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类型。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绘本图画叙事中的情节展示艺术探析

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绘本的图画叙事、版式设计和画框调节是实现绘本图画叙事的重要手段。利用版式设计和画框变化页面中的图画形态及其关系,使绘本中的系列图画在读者的视知觉及想象中形成连贯性、叙事性,以及叙事节奏的起伏变化。

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情节淡化与“越轨的笔致”——重读王蒙中篇小说《杂色》

批评家冯牧曾经专门援引小说原文,认定王蒙中篇小说《杂色》“是一篇乏味的小说”。但是,作为一部作家既往的新疆生存经验明显被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激活的中篇小说,掩映于情节淡化背后的,其实是王蒙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越轨的笔致”。

人物·情节·议题——当下国产爱情电影叙事新变

经历了21世纪10年代国产爱情电影创造的“高数量、高票房、高质量”之影坛盛况后,以院线电影《爱情神话》(邵艺辉,2021)、《我爱你!》(韩延,2023)、《温柔壳》(王沐,2023)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在叙事上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力求新变,展示出迈向21世纪20年代的崭新风貌。这批电影围绕着人物的群像描摹、情节的弱化稀释和类型融合之下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表现出许多共通的创作规律。本文选取多部院线电影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物群像叙事、情节弱化、诗意现实关照三个维度入手,探究其市场优秀表现背后的叙事策略与审美导向,思考爱情作为类型,其迭代创新的多种可能。

网络文学作品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基于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的分析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并应用SPSS软件和AMOS Graphics软件进行整体分析,研究网络文学作品中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3个因素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情节叙述对大学生出游意愿影响最大,精彩情节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人物形象正向、饱满时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作品类型对出游意愿的影响与受众读者相关,当读者表现出对某作品类型感兴趣时,出游意愿会提升。提出借助网络文学作品塑造旅游地的形象,挖掘作品中的旅游资源,同时注重网络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

角色、时间与意义:关于自我的“情节”

传统意义上,有关“情节”的探讨,主要围绕文本凝缩之后所得的具体信息,及其可被还原的某种叙述模式。本文基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将叙述之于自我的意义,视为情节构建及分析的关键,并认为:“情节”构建中的叙述元素,应当同时在“什么”(what)与“如何”(how)两个层面展开,由此为卷入文本的自我(无论是文本的发出者、接收者还是其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意义栖居之处。

侵犯商标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标权罪的修改体现出立法向情节犯改革的趋势。但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仍以数额为中心,故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是必要的。侵犯商标权罪属于商标权侵权的升格处罚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属罪名,而其“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是“整体评价要素”说,侵犯商标权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分别是商标管理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与商标权这一个人法益。对上述进行评述,在解释“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实行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结果标准,同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其解释应与商标法和刑法相关内容相协调,以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数额”复合模型,将数额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情节严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体系化解释,为司法工作提供依据。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决定构成犯罪的各种情况，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的重要情节，但是，还要看其他定罪情节，主要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定罪量刑。

论“可以量刑情节”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对具有“可以量刑情节”的犯罪分子能否从宽处罚,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犯罪竞合”“逆向量刑情节”“盈余的社会危害性”。当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且案件中所存在的“同向量刑情节”能够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对犯罪分子予以减轻处罚。对犯罪分子能否“免除处罚”,最为关键的是判断案件本身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影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比例大小的因素应包括量刑情节本身和“犯罪的性质”。据此,对若干典型“可以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应当重新解读。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之述评与借鉴——兼论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在日本,为平抑程序法中检察官独占主义和便宜主义的原则,需要从实体法上寻求一种控制公诉权滥用的策略,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运而生。目前,可罚的违法性经历了从违法性否定说到区分说的转变,正面临违法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解释难题。妥当的做法应为:将质和绝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而将相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违法性的判断,并从规范的“指引功能”和“裁判功能”两个不同视角对违法的整体性与相对性进行解读。尽管中外立法模式各异,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解决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难题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如借鉴可罚的违法性“分散归属”定位的做法,可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分散归属至犯罪论体系中的各阶层。

量刑情节的冲突问题研究

量刑情节的冲突问题研究陈航量刑情节的冲突，是指在同一刑案的数情节中，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重的，另一个或数个情节是趋轻的，因而导致的量刑情节在适用上的抵触问题。对此究竟作何处理，我国目前既无立法规定，也无司法解释。于是，实践中的作法就五花八门、极不一致。...

戏剧情节论

戏剧情节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曾以重“内容”或重“形式”为区别点，经历过复杂的演变。戏剧情节结构模型可分为两类，其静态模型融“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由“本事”、“情节”与“情节分布”三层次而构成；其动态模型依据情节分布的进展与延宕所建立。戏剧情节的结构形式则包涵了情节分布的展开程序与完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