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标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标权罪的修改体现出立法向情节犯改革的趋势。但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仍以数额为中心,故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是必要的。侵犯商标权罪属于商标权侵权的升格处罚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属罪名,而其“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是“整体评价要素”说,侵犯商标权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分别是商标管理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与商标权这一个人法益。对上述进行评述,在解释“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实行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结果标准,同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其解释应与商标法和刑法相关内容相协调,以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数额”复合模型,将数额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情节严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体系化解释,为司法工作提供依据。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研究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在立法层面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导致实践中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存在偏差,危害性相近的非法捕捞行为有时被处以截然不同的行政处罚,与比例原则的要求不一致。因此,在立法层面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十分必要。文章基于我国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相关的规范条款以及司法案件,总结现行立法规范不完善和司法实践认定因素不统一的现状,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规范,针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列出的认定因素以及司法裁判中包含的认定因素,提出在《<渔业法>实施细则》中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的相关建议。

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标准的司法适用研究

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针对外来物种入侵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分析条文语法结构,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未经允许实施引进、释放或者丢弃的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就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追究本罪的难点在于“情节严重”要件,应从本罪抽象危险犯、行政犯的性质出发解读“情节严重”内涵,刑法设定本罪保护的法益视阀探讨“情节严重”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涉及法益、本罪性质等各种因素设定“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司法解释对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做了类型化描述。涉案价值认定时,需要以法益为指导,剔除他人开采的矿产资源价值,扣除合理的开采、运输费用,妥善确定价值认定基准日。当难以确定价值时,要从有利被告的角度出发。“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是指在任何时间点上起算,二年内有三次非法采矿行为(其中被处罚过两次)即可,做出处罚的不必限定为某一特定机关。已被处罚过的对应价值不累计计算,行政罚款不折抵罚金。多次实施行政违法的非法采矿行为,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应累计计算价值数额,做出相应处理。非法采矿时严重污染环境,不属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应按照想象竞合犯原理处断。在非法采矿之后,又实施其他关联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应数罪并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包括造成河道、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植被、林木和耕地毁坏,地表陷沉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与前几项具有可类比性,只要在结果或者行为上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必要性,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普通发票犯罪中“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研究

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虚开普通发票100份以上或者票面金额累计在40万元以上,应当立案追诉。在仅有立案标准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普通发票犯罪中“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规定。由于“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不明确,司法机关难以做到类案同判。为规范普通发票犯罪中“情节严重”的量刑适用,有必要按照“数额+独立非数额情节”的双轨模式进行认定,即以数额标准为主,辅之以犯罪时间、非法获利情况、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等非数额性、独立性情节。在肯定数额情节的情况下,将其他情节也纳入量刑认定的考虑范围,避免因数额过于具体而带来僵化认定的弊端。

毒杀犬只情节严重的涉刑事犯罪

"我家狗狗才3岁,之前吃了地上有毒的东西,一下子就完了."7月4日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燕保康润家园小区,李月虹(化名)提起一个多月前发生在小区里的毒杀犬只事件,仍伤感不已.今年5月,包括她自己的宠物狗乐乐在内,小区共有20多只宠物狗相继被毒死,其中包括泰迪、边牧、中华田园犬等,犬只体内检出了鼠药成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性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具体内涵都较为含糊,为保障司法适用的准确性,须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情节严重”应当定位于犯罪论体系中实质违法性的积极条件。由于特有的依附属性和独立属性,该罪具有上游信息网络犯罪所侵害的内层法益和帮助行为本身所侵害的外层法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因此,该罪“情节严重”应以内外双层法益为依托进行限缩解释:“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应仅限于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要素;帮助行为应当对其上游网络犯罪行为的实害法益产生危险性影响;对于实质违法性积极条件缺位的帮助行为,应发挥行刑衔接效能,不可动用刑罚处罚。

非法基因编辑罪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将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单独设罪设刑,并且将“情节严重”作为本罪成立条件,但目前并未对“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也难以明晰本罪“情节严重”的内容。“情节严重”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类构成要件复合体,因此,本罪中的“情节严重”应当具备行为要素、结果要素、主观要素以及其他概括性要素。

侵犯商业秘密罪“情节严重”的规范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重大损失”改为“情节严重”,即侵犯商业秘密罪由结果犯变为情节犯,因此“情节严重”代替“重大损失”成为成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新的重要入罪标准。这一立法变动,既意味着本罪的入罪门槛进一步降低,也体现了立法者从外部构建商业秘密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同时也使得危害性巨大但经济损失不大或难以计算认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难以认定的问题得以解决。但是“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仍然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晰,否则将会造成该罪适用范围的模糊不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的认定逻辑

近几年,在立法具体条文并未产生变动的情况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范围急剧扩张,反映出立法和司法之间的龃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目的旨在维护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和对信息网络犯罪法益予以前置化保护,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也应当此为逻辑起点,在明确“情节严重”体系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合理限定“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本罪的认定难点在于“情节严重”的实践逻辑存在偏差;相关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悖乱也导致其追诉标准存在主观性。在司法上细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并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适用条件,是认定本罪之“情节严重”的合理进路。

“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纰缪及规范性重构

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普遍存在将曾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预防刑情节作为责任刑情节对待,将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之类的小概率事件,将事前、事后的超出本来构成要件评价范畴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事实,将不能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违法所得数额,将不能为违法性提供根据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身份,将极具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所谓“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现象。“情节严重”在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中,应属于违法性要素,不应包括有责性以及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预防刑要素。应从个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属的犯罪类型以及罪刑是否相适应等方面,准确认定“情节严重”。“数额+情节”模式,可能是未来刑法立法的方向,应根据数额与情节在个罪法益侵害程度评价意义上的差异,具体厘定数额与情节的关系,避免造成“一刀切”以及罪刑失衡的结果。

“情节严重”的解释误区及立法反思

虽然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决定了"情节严重"的中国式立法不可避免,但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恣意地进行解释。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存在混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及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有悖法益保护原理;无视犯罪类型;超出构成要件范畴进行过度评价,有违规范的保护目的及罪数原理;不符合期待可能性原理;将引起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的案件事实认定为"情节严重",形成间接处罚;将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情节严重",使司法活动流于恣意;规定不具有一贯性,显得过于随意,等等问题。至于立法上,存在表述不统一、过于跳跃、随意等问题。

《民法典》视域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情节严重”要件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细化了《民法典》第1185条关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件,但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度解读和修改完善。移植于文学领域的“情节”概念在法律语境下应当能够客观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和预防功能。现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侵权“情节”,包括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等,需要做补充和细化解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不应当被列为判断“情节严重”与否的考量因素。“情节严重”与“恶意”共同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前者是客观要件,后者是主观要件。两者的考量因素虽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差异更多,应先判断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基数和倍数裁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解释立场与实质标准

司法解释对非法行医罪中"情节严重"的解释方法存在疑问,解释结论也殊有不当;非法行医罪应是抽象危险犯,其保护的法益以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核心,这是解释本罪的基本立场;从该立场出发,明确"情节严重"的实质判断标准,有利于将单纯违反医疗管理秩序但未侵害法益的行为排除在外,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正确适用司法解释。

论虚开发票罪中“情节严重”的具体危险构造及其判断

虚开发票罪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的罪量要素,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的形式化认定使得该罪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之处。虚开发票罪的构成特征决定了其具体危险犯的属性,“情节严重”正是具体危险的规范提示。以具体危险犯的架构作为解释“情节严重”的基本路径,为虚开发票罪适用范围的教义学限定提供了可能。虚开发票行为是否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应当以一般人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以及行为人所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基础,站在行为时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此外,应当以结果未发生的偶然性作为具体危险存在与否的基础性条件,判断虚开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程度。

侵犯商标权罪评价标准的变革与完善:“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在立法理念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全面实现侵犯商标权罪评价标准从数额犯到情节犯的转型。但由于司法解释未及时跟进,司法审判难免与刑事立法相龃龉。作为规范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关涉“量”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的解释应坚持体系化方法,并以立法目的进行限缩。侵犯商标权罪旨在保护商标专用权和市场竞争秩序二元法益,后者又可还原为以防止混淆为内容的消费者利益。以此为逻辑起点,商标法惩罚性赔偿条款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条款可为“情节严重”提供解释资源。解释要素应按照行为、对象、后果完成类型化界分,并在评价犯罪行为时产生独立效用。但各要素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须结合不同罪名中要素权重综合考察。在构建“情节严重”解释体系时,应先以非法经营额为入罪标准,而后根据侵权损失和其他情节等评价要素定罪量刑。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之实例考察——以2014年全国法院385份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而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实务中,一般只要能证明被告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就认定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导致该罪的犯罪圈被不当扩大,违背了刑罚谦抑原则。《刑法》第313条中"情节严重"是指"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无法执行"是指永久性执行障碍,包括部分无法执行。判断判决是否达到"无法执行"程度,应当坚持穷尽原则。

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准之探讨

"情节严重"作为诽谤行为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恰当确定其认定标准无疑十分重要。而网络诽谤因其实施域境等的特殊性,司法解释简单地以"点击"、"浏览"、"转发"之"数量标准"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司法"偷懒"之虞,更是凸显其实质上的不合理性;应当代之以"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或者名誉严重贬损的"判断标准。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情节严重”要件的解释进路

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情节严重要件的既有解释,要么过窄、要么过宽。运用教义学方法,从法条出发分析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可以得出,情节严重是对“侵害他人权益”“损害”“因果关系”等三个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进一步限定,其考虑因素是此三个要件的考虑因素之集合。其中,“侵害他人权益”的考虑因素仅指本案受害人私法益受侵害的因素,不包括公法益受侵害的因素。凡不属于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因素,例如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等,应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考虑因素,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在确定倍数时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