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捐赠资产使用会使慈善组织获得更多的捐赠吗?

捐赠者作为慈善资源的委托方,在推动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目前文献对于其如何发挥治理行为还未有定论。利用中国慈善基金会2011—2020年的数据,研究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对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能够增加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但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是其发挥主动治理效应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治理效应与慈善组织的内、外部治理存在替代作用。在进一步划分捐赠收入类型以及慈善基金会规模后,本文发现捐赠者主动治理效应在大型基金会以及对机构捐赠收入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体现了捐赠者主动治理的积极作用,为提升我国慈善组织筹款能力、促进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提供了思路。

官办慈善组织信用困境的生成逻辑与破解路径——基于北京市红十字会募捐遇冷的实证分析

官办慈善组织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快速转型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我国官办慈善组织面临着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如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的非契合性、“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痼疾与增强信用意识内生动力之间的张力、团体本位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价值冲突、依法治理官办慈善组织信用与法律支撑体系薄弱之间的矛盾、惩戒力度不足导致的成本支出与收益不对等。应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官办慈善组织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的良好局面。

信息透明度、管理支出水平能否影响慈善组织捐赠收入?——基于我国基金会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慈善组织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同时,其透明度问题也被更加频繁地提及和受到关注,捐赠者希望自己捐赠的钱款和物资能够被更加有效率地加以使用。文章以97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验证基金会透明度的提高和管理支出水平的降低能否增加其捐赠收入。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基金会平均透明度偏低,不同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差异较大;(2)基金会的透明度会显著影响其捐赠收入;(3)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对公益项目可用资金存在挤出效应,但与捐赠收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对慈善组织正确定位透明度和管理成本的重要性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

选取2016—2021年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样本数据来源,实证研究慈善行业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竞争显著提高了慈善基金会运营效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自媒体监督渠道、理事会议次数、员工专职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目前在我国吸收社会力量投资慈善组织和提升行业市场竞争度对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范慈善组织运行 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公众对慈善行业的期待很高,往往个别慈善组织的失范行为会影响到整个慈善行业的公信力。因此,慈善法在慈善募捐、慈善财产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修改了若干条款,以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

明确参与边界是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关键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其中亮点之一即增设应急慈善专章,系统规范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慈善活动。重大突发事件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而合作共治的前提是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边界。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何以促进慈善组织行稳致远——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研究

慈善组织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6年以来中央发布的慈善组织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挖掘与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慈善组织治理政策紧抓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发挥政府在慈善组织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尚未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在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也存在命令性工具使用偏多、象征及劝诫性工具使用不均衡、激励性和能力建设性工具使用不足的情况;在政策目标维度,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势互补等建议。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代表公众捐赠意愿进行慈善财产处置,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其监管问题事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行业公信力。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套链条完整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较大、标准较为严格,但仍存在财产募集管理使用不合规、内部治理乱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为契机,以改革破题,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不断织密织牢监管“安全网”,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组织制度。

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公众信任修复研究

公众信任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慈善组织在公众信任违背下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公众的信任修复。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具有多种具体的信任修复策略,也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信任修复策略组合。慈善组织信任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众的认知归因、情感反应、心理感知等心理因素影响机制而间接产生作用。同时,因慈善组织状况、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环境、公众个体特质等因素不同,信任修复策略对结果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应该制定完善的策略来修复公众信任,并注重策略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和对不同情境的针对性,以此来提高信任修复效果。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慈善法修订对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的影响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慈善法修订案,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慈善活动,强化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本文从慈善组织财会监督的角度,分析了慈善法的修订对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的重大影响,并为慈善组织在新的法律环境下,如何改善财务管理体制、规范组织行为,提高管理水平,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也为会计师事务所承接慈善组织业务提供参考。

失信后的慈善组织情感修复策略与公众信任修复

信任是慈善组织的灵魂,慈善组织信任违背事件发生后一般都会采取一系列信任修复措施以实现公众信任修复。情感修复策略是慈善组织信任修复的重要策略,对公众信任修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公众感知等心理因素间接施加;公众的收入支出水平、价值导向以及情感涉入程度不同,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因此,信任违背条件下,慈善组织应该制定完整的情感修复策略促进公众信任修复,尤其要注重对公众心理的疏导,提高策略的针对性,提升情感修复策略的效果。

我国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框架的理论构建

慈善组织面临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使得第三方评估成为慈善组织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在全球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日显成效的背景下,我国也开始着手建立基于国别的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系统,但是这种努力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评估概念不够清晰、评估目的不够明确、评估方法不够实用等困境,导致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收效甚微。作为回应,在慈善组织与利益相关者总是参与谈判共识的基础上,以科学、官僚和学习三大评估逻辑为指导,借用解释理论方法论,通过探索、分析、分类和解释四个阶段,厘清慈善组织能力评估、表征评估、项目评估、公信力评估四个主要概念,结合社会价值链和八大评估目标,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框架,努力构建适合本国特点和接轨国际标准的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道路。

信任体系与慈善权威的建构机制——以《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从生成机制、实践效果和评价标准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强调内部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和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制约和社会监督。这种底层逻辑的运行使信任原则的公共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树立,为当今社会慈善提供了共性和普适性的标准参照,堪称一部兼具学术史性质与现实价值的连珠之作,给我们辨析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近代公信力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一维标准。

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新探索——评王林《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慈善组织公信力是指慈善组织赢得社会信任的能力和影响力。由于慈善组织主要依靠募集社会资金从事救济活动,因此公信力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在救灾济贫和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既需要慈善组织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借鉴历史经验。

推动优化社会服务机构认定慈善组织工作

社会服务机构是我国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类应急灾害等公共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服务机构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承担着帮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社会服务机构通过提供教育、医疗、扶贫、环境保护等服务,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社会服务机构申请慈善组织认定对其筹款、税收优惠、机构专业化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明朝慈善组织研究

行善在中国古代社会屡见不鲜,施药施粥、修桥筑路、创办义学等都属于行善行为。各种行善行为促进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朝慈善组织在继承唐宋慈善组织、慈善理念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明朝前期创办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等慈善组织,明朝后期出现同善会,这些慈善组织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加强了朝廷对基层的掌控。虽然这些慈善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各种弊病,但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解读

9月5日,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订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现就修订情况解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