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观点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观点包括革命战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辩证分析战争中人和物质力量的关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强调在政治上广泛动员军民,是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等。新时代创新性运用和发展其人民战争思想,必须坚持党对人民战争的领导、坚持军事斗争中的群众路线、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坚持人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依客观条件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

暴力、记忆与疗愈:波黑战争影像中的女性创伤叙事

波黑战争作为二战后在欧洲爆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引发国际社会关注。2000年以来,涌现出一批聚焦波黑战争的电影作品,其中囊括了一批由女性导演创作,聚焦女性经历的影片。它们以女性视角表现战争创伤,聚焦女性战争经历的可见性与创伤的复杂性。创作中,导演通过增强暴力呈现的直接性揭示女性所遭受的身体之痛;以安静、深邃的影像风格表现女性战后日常生活的伤痛记忆,赋予全片低沉、压抑的情感基调,呈现伤痛记忆的持续性与严重性;最后,通过表现女性间的情感联结为心灵创伤寻找一种被治愈的可能。

长歌当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另类战争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幸生逢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其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其重要作品大部分创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不同于主流战争文学,伍尔夫在战后或者战前,以后方平民特别是女性的视角,再现远离战场的后方平民的间接战争体验,以独特的战争话语揭示了战争对个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持久影响。伍尔夫的战争书写打破了战时与平时、前线与后方、战士与平民截然区分的界限,拓展了战争书写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她的战争书写表现出与国家主流战争话语截然不同的特征,她的另类战争观为后世理解两次大战提供了独特的维度。

现代战争与现代防空知识知多少

现代战争知识知多少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册,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战火留下的痕迹。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期盼的,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除。现代战争是在核武器和高科技武器威胁下的现代化常规战争。现代战争样式有哪些现代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是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以军事手段为主,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的配合下进行的整体较量。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国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初期,以工商界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国共产党最远的群体。为了加强对香港地区工商界的统战工作,1947年中共在香港地区创办了《经济导报》。《经济导报》的报道侧重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同时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地区本土经济的影响。《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新性,为打动香港地区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彼时的《经济导报》还起到组织和动员作用: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这些举措有效消除了彼时香港地区工商界存在的“疑共”“恐共”和“避谈政治”心理,引导香港地区工商界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以报社为中心节点,《经济导报》鼓励香港地区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现实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二是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部的工作;三是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

杜鹏程《战争日记》所见作者日常阅读实践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党员干部的文化学习继承并发扬了优良传统。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高素质战斗部队的重要方式,具有增强政治觉悟、提高文化素养、提升战斗本领、坚定斗争意志等功能,而日常阅读书籍报纸等是进行文化学习的重要方式。杜鹏程作为基层记者,随军采访、撰写新闻通讯的同时不断进行阅读学习以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这些在其日记中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录,从中可见杜鹏程阅读的突出特点:阅读种类多、阅读频率相对较高、个人感悟多等多个方面。杜鹏程日记中记录的个人学习情况特别是日常阅读实践,实际上在解放军基层人员特别是干部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建方面注重文化建设的典型表现。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一个军事民族”:杰克·伦敦日俄战争书写与帝国焦虑

杰克·伦敦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有关日本新闻审查、武士道规训和“黄祸”问题频频出镜。结合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美国主流意识以及同时期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格局不难发现,杰克·伦敦的战争书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桴鼓相应。这也为探绎伦敦启示录般的预言——日本是“一个军事民族”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上,伦敦频频告诫国人警惕日本“军事黄祸”,一方面,折射出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引发西方白人普遍的焦虑心理;另一方面,则体认出杰克·伦敦对战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太平洋地区国际格局演变的准确预判。

面向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军队密码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

从岗位能力、知识结构和素质要求三方面分析了军队密码管理人才“军政技合一,多学科兼顾”的复合性特点,提出了新时代军队密码管理人才培养理念,从三维立体交叉的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多学科知识融合的专业系列教材、符合创新和实战要求的专业实践环境以及多层次密码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探索了密码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有效举措。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历史主动思想探微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历史主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和军队长征中受到的损失还没有得到恢复、革命战争的对象将以日本侵略者为主、党和红军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广大军事干部的战略理论水平普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背景下进行系统阐述的。它包括要把注意力的重点投放到全局性问题的关照上,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克服自身缺点、弥补短板,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主动行为在军事领域的要求具体化等。它的现实意义是提示今天的我们必须把理论的抽象变成行为的具体,随时随地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局势,努力补好自己的短板,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必须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以高度的韧性承担好自己的具体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器弹药来源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武器弹药的来源秉持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依靠红军原有、国民党供给、国内外进步人士援助、缴获敌伪顽军土匪、军工生产等五种方式获取。尽管来源方式多样,总体而言,新四军在武器获取方面仍遭遇诸多阻碍,导致新四军武器与日军武器相比数量少、质量差,但这些未能阻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最终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牵制大量日军,取得了华中战场的胜利。

甲午战争前后王韬对日认识的变与不变

王韬作为第一代改良思想家,其对日认识的真知灼见迄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王韬的日本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他总是能够具有超强的预见能力。明治初期,他有过对日本施行近代化维新政策的赞赏;甲午战争前,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也曾对日本盲目学习西方的举动表示不可取;甲午战争后,他还预言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王韬对民族、国家和国际危局抱有强烈的关心,在其落拓不羁的外表下,始终怀揣着可贵的政治品质——对国家的关怀和对民族的期望。王韬日本观的变化过程是对日本时局的锐意观察与精准预测,在日期间虽因家庭不幸及仕途不畅有自我放纵的表现,但是其家国情怀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征兵工作

如何做好征兵工作,确保足够的兵员补充是一个关乎新四军发展壮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新四军开拓广泛多元的兵员来源,当地农民、外地青年、华侨、难民、地方武装、敌伪等都是新四军兵员补充的对象。新四军组成严密的征兵网络,党的领导人、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党员骨干都是征兵工作的主体。新四军采取科学合理的原则,将针对性动员、选择性吸收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在保证兵员数量的同时兼顾兵员质量。新四军征兵工作的有效开展缓解了初期兵力不足的困境,并随着自身的壮大而吸引各方青年踊跃加入,从而使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从初期1万多人的队伍发展成为20余万人的劲旅。

战争的社会理论:一战期间及战后马克斯·韦伯的精神劳动刍议

韦伯研究领域的一个挑战是其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分立乃至张力。本文提倡一种贯通式的韦伯文献阅读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争体验为前提,梳理韦伯的诸多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以精神劳动概念统合其战时贡献的四个层次:组建战时医院等实际行动层次;参与外交和谈、政党政治等制度建设层次;积极发挥社会影响的公共舆论层次;著述、教学的学术研究层次。本文认为,有关战争的理论思考是韦伯战时论述中一条隐在的线索,以新教伦理的研究为立足点,他反对所谓战争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从其诸多战时政治评论之中,可以提炼出战争与和平的某种辩证关系;其背后是一个普遍而无定形的权力逻辑。正是通过其精神劳动,韦伯自身也彰显出从被动的战争之民到主动担当的政治人的转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将战争作为基础理论问题纳入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之中。

战时从军日记的甲午战争书写——以佐川和辅《日清战争从军记》为中心

扩充史料或再读史料是继续推进和突破现有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个较为踏实和可靠的研究路向。尽管甲午战争相关的日记类文献存量较少,且公开有限,但其深具“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视角,可在一定程度上增益或弥补基于官方档案“主流叙述”的不足。本文通过对一个普通参战士兵佐川和辅所撰写的《日清战争从军记》的个案解读及由此衍生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希冀对“甲午战争史像”愈加具体、生动、丰富和立体地呈现有所小补。

智能化战争视阈下创新发展军事医学的研究

智能化战争时代即将来临,军事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智能化战争在作战域、作战人员、武器、人和武器关系等方面对军事医学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军事医学在战斗力维护和战斗力生成上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应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智能军事医学发展方案,推进智能军事医学创新发展。

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1949—1966):文本特征与文化阐释

翻译批评是批评主体对翻译或翻译活动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十七年”(1949—1966)特定的时代语境孕育并形塑了翻译批评话语的特征,而战争叙述是其鲜明的特征之一。在翻译批评中,战争术语的显性运用和战争思维的隐性表达是战争叙述的两大表征。历史战争文化记忆、主流批评的话语实践与权威垂范、“红色经典”的译介及创作与现实战争的记忆唤醒是翻译批评中战争叙述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梳理和总结此一时期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追溯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阐释翻译批评的社会功用及其与时代语境的互动粘连。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南路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南路党组织在重建之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将各方爱国力量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这一工作成功争取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投身于抗日大业中,同时也团结了地方开明人士和进步青年,凝聚了抗日救国的力量,推动了广东南路的抗日救亡运动。

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演变及其特征

乌尔第三王朝战争史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亚述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从乌尔纳姆时期的统一战争,到舒尔吉时期的扩张战争,再到阿马尔辛、舒辛和伊比辛时期的防御战争,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经历了从主动扩张到被动防御的演变过程。同时,其对外战争呈现出有选择性的扩张,即“东战西和”的特征,战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战俘,二是为了建立军事缓冲区、保卫王朝核心区的安全,三是为了控制呼罗珊商路,加强和东部伊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阿摩利人和埃兰人的威胁加剧,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并未能完全实现,而其短暂的百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尝试,为后来的两河流域国家统治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