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丧葬用币初探

东周秦汉之际,随着中原政权对北地的经略,中原农耕人群不断迁徙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本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丧葬用币习俗。当地战国秦汉墓葬的丧葬用币材质单一,口含钱币的特征尤为明显。在体现出特殊性的同时,亦常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做法。内蒙古中南部丧葬用币葬俗的发展,与当地孝文化的传播以及以往礼制的传承密不可分。墓葬中厌胜钱的发现则是当地先民追求财富、趋福避祸思想的体现。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墓葬丧葬用币情况的分析,对进一步了解当地钱币随葬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战国秦汉时期楚地漆器文创产品叙事性研究——以补妆包设计为例

以战国秦汉时期楚地的漆器日常用具为对象,探讨了其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方法与实践。结合对文创产品与叙事设计内核与内容调研分析,提出将文创产品叙事设计分为艺术特征分析与设计实践两大模块。收集战国秦汉楚地漆器日常用具样本,通过图像研究法、实地调研法与文献研究法,从工艺特征、器型特征、纹饰特征3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得出具有制作工艺精美繁复、器型尺寸人机适用、装饰纹样抽象对比的特征。以叙事设计为切入点,提出将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分为文创前期调研、确定叙事对象、构建叙事结构、转化叙事语言4个部分。以户外补妆包设计为例,将以女性为主的汉服爱好者作为目标用户,让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交互行为成为故事叙述的主要形式,实现叙事目的。

论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多重功能

对于长城的功能与作用,学者们多将其界定在防御工程这一范畴。实际上,由于长城修筑的时代长、情况复杂,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可一概而论。以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为例,它的功能与作用就是多方面的。既有防御功能,也有开拓功能,其中向游牧地区的开拓扩张功能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中原王朝统治者修筑长城主观上希望它发挥隔离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而客观上却起到了联系与融通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

战国末至西汉武帝的二百余年 ,中国西南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时期的开发进程中 ,自然形成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和北南两区域的划分。北部巴蜀开发领先于南部“西南夷”地 ,而南部开发亦仰赖北部先期开发的成就。前后两阶段 ,一以贯之 。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

人臣草诏之制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并非始自先秦,而是到东汉初期才完全确立。春秋以前,王命一般用口头方式发布,所以不存在人臣为君王起草文书的现象。到战国时期,由于文字的广泛传播和官僚体制的确立,文书行政机制正式确立,形成了人臣"记王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东汉时期帝国体制发展到了较成熟的阶段,才最终被人臣"代王言"的制度所彻底取代。学界以往之成说,即西汉时期由御史或尚书负责草拟诏文,不能成立。

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与封禅——对封禅礼形成的学术思想探源

封禅乃是活跃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化宗教思想,经秦始皇、汉武帝的推阐,形成一种旨在维护国家法统的政治性礼仪,并由原本的齐学转入儒学而融入到谶纬的体系。封禅礼仪形成的这一过程是在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的推动下完成的,它是儒家礼学在汉代取得的一个发展硕果,不仅使儒家礼学从自身内容上得到新的充实和发展,而且也从礼学角度展示了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发展活力。

大同北魏太官粮窖遗址出土的战国秦汉瓦当

北魏太官粮窖遗址^[1]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操场城北街东侧，遗址北距大同火车站约1200米，西南150米为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2]。2007年夏秋两季，在该地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省市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 ,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在官吏择任上 ,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 ;在体制方面 ,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完善 ;在体系构建上 ,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战国秦汉的国人意识与族群认同

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的人群凝聚,形成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国人”意识。秦朝统一后,意图整合“诸夏”,塑造新“秦人”认同。但秦国法制与六国旧俗的冲突,激起六国故民的反秦情绪,以致秦帝国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瓦解。秦汉之际,列国“国人”意识复生,“汉人”作为政治人群出现。至汉武帝朝,诸侯国渐与汉郡相差几无,“诸侯国人”转变为汉朝编户,接受了“汉人”身份。同时,在汉帝国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中,汉朝吏民的内聚力得到强化,“汉人”的族属性质得以凸显。在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兼具政治体和族群性质的“汉人”认同最终确立,完成“统一华夏”的凝聚与重塑。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铁农具的传播与分布

战国秦汉时期 ,西南地区区域性强 ,北部对南部影响甚大。据考古发掘资料 ,西南铁农具战国早期出现 ,可分为、锸、锄、铲、镰、铧、斧七类。铁农具主要由北部的巴蜀向南部的云贵传播 ,在分布上呈现集中在冶铁区、移民通道区。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王朝的更替、国家政策的变通、国家经营与管理工商以及卖官增收的需要,是商人得以参政的四大原因。商人跻身官场,获得政治地位,标志着工商职业在社会分工中地位的改善,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有利的。同时,商人参政,扩大了封建政权的构成基础,促进了政权本身的稳定性,也大大减弱了商人阶层的反叛倾向,缓和了封建政权与工商业者的矛盾。不过,商人参政有时也导致逆向反应,官商结合不免会造成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