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下双方也存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趋向和空间。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战略重心变化

企业成长过程一般要经过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成长阶段特征及其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适应不同成长阶段特点的有针对性的战略重点:初创期的区域营销积聚战略和杠杆合作战略、成长期的系统成长战略和适度成长战略、成熟期的产业转型战略和价值创新战略、衰退期的组织分立战略和业务退出战略,从而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战略提供理论的支持。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一战略调整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协调,但更多目的和后果则是遏制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大目标。这不仅导致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将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带来巨大的压力、问题和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挤压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时空,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现实压力和潜在威胁。我们应以危机感为基点,认真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过于乐观地看待此问题,其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中国的深度影响

近一年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部署全面启动。这是在亚洲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为维护独超霸权地位和确立对亚太地区独家主导而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其主旨之一在于强化对华遏制,对中国构成新的严重威胁与挑战。由于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美国欲以此阻挠中国的复兴进程和独主亚太沉浮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陈毅对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的独特贡献

在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的推进过程中,陈毅领导新四军率先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向长江以北发展的战略基础;率领苏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打开苏北新四军抗日的新局面,使中共中央战略重心北移的目标得以实现。陈毅在军政方面表现出的杰出才能,赢得了中央的高度信任,成为中央在华中军事指挥寄予厚望的不二人选,对党中央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目标的实现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美国海岸警卫队战略重心变动的研究与分析——基于2010～2019年财务数据

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从事海上综合执法的主要力量。通过对过去十年美国海岸警卫队战略和指导文件的梳理,运用因素分析法对美国海岸警卫队2010～2019年法定任务的财政预算和实际支出进行分析,结合预算报表中披露的其他信息和相关战略进行解读,认为美国将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打造现代化海岸警卫队;国土安全任务将进一步成为美国海警的主要任务;保护近海安全任务的财政支出最多,逐步重视毒品查禁和移民查禁;保护商业活动仍是传统任务重点,海冰任务增多和海洋生态资源执法逐步强化;维护网络安全战略未在财政数据中得到有效验证。

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分析与评估

美国全球战略东移是经过数任总统努力、长期持续的过程。冷战后,历任政府均未放弃过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与经营。奥巴马为了弥补其前任在亚太投入的不足及"失衡",因应中国和东亚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上升,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全方位加快其重心东移的步伐。但在东移过程,其他地缘板块、其他地区安全状况恶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及预算支出等方面的掣肘,分散了美国的精力,消耗了其强化亚太存在的资源。不仅如此,美国战略东移过程引发的重心失焦与失误,直接引发欧洲战火再起,中东局势恶化,及亚太内部的分裂。

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上台两年来，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转而全面东移，其主要动因：一是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二是亚洲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三是亚太地区不仅是美国眼前复苏经济的依托，更是其未来贸易和投资大发展的基地：四是由于亚洲已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焦点地区。为了实现这个转移，美国从外交、经济和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然而，美国要完全实现这个转移并不容易，中东北非政治变局将迫使美国重新调整其中东政策：美俄基本矛盾和欧洲因素使美国对欧洲并不能完全放心；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可能使美国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战略和安全形势；美国内政治、经济、民意等因素也在制约其战略重心东移的实施。

从军售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特征

为了探究美国战略东移的整体布局,笔者以美国对外军售为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发现,首先,美国的战略布局重视传统盟友。美国对韩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几个国家非常重视。其中,越临近中国,其军售变化趋势越明显,如韩国、菲律宾;而距离中国较远的美国盟友如日本和新加坡,美国对其军售的数值变化不太明显。其次,尽管美国重视有影响力的大国,但是对这些国家信任度较低。例如,美国近年分别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较大数额的军售协议,但是军售运交额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较大幅度增长,可见美国虽然希望倚重这些国家,但近期还会处于试探阶段,并不会将之视为盟友。最后,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美国则没有出现重大战略变化。如对越南和缅甸,美国直至2009年都没有与之进行军售。而且美国对泰国的军售呈下降趋势。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俄地缘安全合作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给东亚的安全形势、中俄的安全利益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强势"重返"使中俄增加了进行地缘安全合作的基础和空间,甚至具有走向"准同盟"的可能,但由于美国采取分化、挑拨政策,中俄安全合作的领域、程度和水平也不是无限的。在战略重心转移、重返东亚的过程中,美国打了一记漂亮的组合拳,它通过自己的优势和"巧实力","激活"和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制造政治互疑、军备竞赛。美国的举措既与东亚地区蓬勃发展且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形势不相称,也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相悖,更与美工作重心从反恐优先转向经济第一不相宜,难以持续。美国在欧亚中心和边缘同时出击,在国力总体衰退的情况下更显得力不从心,其实质是以攻为守。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其空间政治学解读

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长期在欧洲,其实质是称霸世界,控制全球战略空间"。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其动因和目的之一,就是遏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挤压这些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对国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与挑战。在受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影响的国家中,中国首当其冲。

R&D系统的不平衡性及战略重心的转移

本文旨在对国家科技政策和管理中的难题──R＆D系统资源配置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文中主要提出了“R＆D活动不平衡状态具有合理性”、“R&D活动战略重心的转移”等基本观点，进而提出了R&D资源宏观分配理论──R＆D活动战略重心的转移规律，并初步尝试运用此理论对R＆D资源配置中的若干实际问题作了理论性解释，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处在世界前列,但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亚洲文明古国逐渐落后,到19世纪中叶,中国、印度的GDP虽然仍大于英、法等国,但已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经济走上复兴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与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已超过大西洋两岸的贸易量,这促使美国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综合国力强弱乃是大国兴衰并影响其所在地区实力和地位的基础。迄今世界权力和利益重心仍在西方,亚洲实现伟大复兴仍然任重道远。

美国经济战略重心的东移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崩溃,克林顿政府在美国战后历史上首次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为振兴国内经济,美国对其区域经济战略进行调整,将经贸重心由西欧东移至亚太地区。中美经济关系是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战略重心东移必然从不同方面影响到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 一、美国经济战略重心东移的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美国一向把欧洲作为它对外战略和重点。

适时调整你的战略重心

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能够贯穿于企业成长全过程的大一统的战略。突破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就是认准企业发展的战略重心,并在恰当的时机做出恰当的战略重心变动,通过战略转移,实现企业持续成长。

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推进战略重心东移的历史考察(1991—2021)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持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美国历届政府选择了将战略重心不断向亚太地区推进的方略,即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和施策一直没有停止,且态势愈演愈烈。布什执政时期确立了以建立“太平洋共同体”为目标的美国亚太新秩序的战略框架;克林顿执政时期力主在亚太经济领域体现美国利益,并强调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小布什执政时期先是力主防范中国,并通过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后因“9·11”事件被迫暂缓,但对华遏制意图并没有改变;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了从多重领域介入亚太地区的进程,尤其是强力施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其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极为凸显;特朗普执政时期推出“印太战略”,并以挑起中美贸易战展开了对中国的强势打压和遏制,显示出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型,更加深刻地体现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