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川渝省际毗邻经济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川渝高竹新区为例

重庆市、四川省积极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在两地交界地区携手共建川渝高竹新区,着力开展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产城景乡深度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级新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囿于行政区划、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因素,川渝高竹新区规划范围内的渝北区、邻水县两地的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政策上差别较大。为提升川渝高竹新区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能力、增强户籍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应遵循经济建设“政策就高不就低、成本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坚持以行政区经济理论、府际关系理论、跨域治理理论为指导,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人口流动与企业生产链长度--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生产链长度反映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生产的复杂程度和分工地位。本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在梳理特征事实与理论机理后,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人口流动对企业生产链长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人口流动方面有较大突破,但大部分外来人口仍面临落户困境,且受教育程度有限;其次,实证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缩短了企业的生产链长度,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引致的人口主要流入了低生产率企业,只有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才能显著延长企业生产链长度;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落户”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部门就业即可破除户籍藩篱,进而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利用2011~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公私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每降低一个单位,流动人口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将会下降1.2%;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发达地区高行政级别城市流动人口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最高。第二,非农户口流动群体相比于农业户口流动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城市落户门槛下降时,非农户口流动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第三,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女性在服务业等相关行业比较优势突出使其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高学历女性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也明显提升。第四,城市落户门槛下降会通过减少流动人口福利获取成本,从而降低其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福利获取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比为9.683%。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对策

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轮户籍制度改革,并针对最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进行论述。然而,最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应在强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凸显核心目标群体、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评价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不少地区都开展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不少地区户籍制度改革最后结果都存在着收效甚微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评价机制建立和完善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评价体系建立是一项至关重要和迫切实施的工作。本文将层次分析法引入到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评价中,将复杂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政策指标定量化并确定其权重,以为全面了解户籍制度改革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持;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分配与重组研究——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制度改革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如果改革一方面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需要依赖既得利益者自行削减其利益,制度改革就会出现"制度悖论"。我国户籍制度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已跨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并进入了"存量利益"调整阶段。目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不但诱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困境,而且引致了制度改革的"制度悖论"。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以保障农村户籍利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城镇不合理的户籍利益、引导市场逻辑的差异化利益与规模性(地区性)的户籍利益为思路,全面协调并重组户籍利益;通过构建顶层约束机制、大城市的联动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户籍利益协调与重组的全面落实。

论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后,迁徙到城市定居的农民将失去耕地所能提供的生命波折期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迥异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下,新迁入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因为这将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一个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的福利和生存状态,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入手,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必要性,提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有机衔接的“三维”模式。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自古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传统社会里，户籍和地籍是高度重叠、紧密相连、共生互动的。户籍是分配土地的依据，也是政府征收赋税和徭役的基础。当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户口变动的情况日益增多，比如农民流动导致的人户分离现象等等，从而使这些人与其原有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许多纠纷。如何在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保护这些人的土地权益，解决土地纠纷，从而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是一个亟需从理论上回应和从实践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障碍与推进思路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的最终目标和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在梳理总结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的基础上,分析考察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1)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2)科学确定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时间表;(3)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4)加快推进各项相关配套改革;(5)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

近郊农村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与市民化路径探索

户籍制度改革是统一城乡居民身份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农民流动进城落户是主要实现途径之一。然而调查表明,由于城镇近郊农村独特的地缘特征,以农民主体流动进城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困境。依托现有城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探索多元化的实现路径。对于近郊农民来说,应依托临近城镇帮扶,采取就地转化与主体流动并重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从城乡差距和人口流动看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我国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流动人口生存和就业成本不断提高等问题,因而户籍管理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受到普遍质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地方还因此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了改革探索。本文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沿革、弊端、改革措施进行了思考。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主体和途径选择以及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首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的效率要大于以往的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次,由政府引导各方共同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其政府和转户群体的制度变迁支出成本属于可控范围,但是企业支出成本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参与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同时新的制度变迁可能增加一些制度偏离行为,使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短期内不能达到均衡,本文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有效地加强制度供给。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调查报告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统筹城乡发展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庆市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6月启动全面户籍制度改革。本调查报告通过对转户农民工群体的实地走访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重庆此次户改的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人口城镇化新问题研究

小城镇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大问题。 1997年以来 ,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 ,对农村人口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 ,农民对进镇落户的热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高。总体看 ,小城镇户口是随着其吸引力的逐渐减弱而放宽的。当今中国的农村人口城镇化 ,已经进入了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实现新一轮再推进的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 ,很有必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思小城镇大问题 。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悖论及解释

中国户籍制度十分重要,但这个重要制度不断降低的门槛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文章把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户籍性质的纵向变化与就业、社会福利、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横向变化结合起来,解释了落户规模小、落户意愿低的原因,并提出如何正确评价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户籍关联的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附著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逐渐被剥离,整体上户籍的作用被削弱;与此同时,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权利保障的落实,户籍差异缩小,部分边界消失,户口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能光纠结于落户,也不能就户籍制度改革来评价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抑或迁徙自由——反思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规定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理性方向和价值认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城镇化本身以及改革内生性四个层面的分析 ,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应该是城镇化 ,而应该重新界定为迁徙自由 ,这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论当代中国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将城乡居民分别纳入两种不同的管理体系。这种划分绝不只是称谓的不同,而是意味着户籍背后所附着的各种地位、机会和福利待遇等的不同。近几年来,一些省市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统一为了＂居民户口＂,但户籍背后的利益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二元户籍制度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