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

本刊讯2023年11月27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23〕28号)。意见明确了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相关意见,提出要强化执法力量、完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改善执法条件、提升执法手段,提升执法能力、加强执法监督,加强组织保障、抓好贯彻落实,为今后渔政执法能力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蒙自市 一支队伍管执法 基层治理更高效

执法职能“一体设置”、执法调度“一键操作”、执法监督“一网通办”、行政执法“五方联动”……蒙自市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围绕队伍创建、制度创新、智慧执法等方面,探索“1115”工作方法,推动行政执法工作迈上新台阶。

基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策研究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新时代对执法权行使方式的系统升级。本文对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基层政府执法工作现状进行田野调查,分析发现行政执法行为标准化与执法能力差异化、执法效果精确化与执法权配置合理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提出了以末端执法行为的整体规制落实严格执法、用执法权的优化配置保障规范执法、以执法公信力的普遍提升诠释公正执法等基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路径。

昆山高新区巧用“加减乘除”法 破解安全执法方程式

近年来,昆山高新区持续创新工作机制,深耕服务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安企岛”项目,积极推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式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模式,依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不断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昆山高新区广大工贸企业的作用。

张聪:宁夏交通执法改革的“立”与“破”

2021年,交通运输部同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黄河流域公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打造现代交通执法体系、平安交通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这是宁夏在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素质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后,把交通执法体系建设提升到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一次积极尝试。三年后,宁夏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取得了哪些成效?《交通建设与管理》杂志记者不久前采访了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张聪。

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全面考察行政执法实务科学推进执法体制改革——以开封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例

为做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河南省开封市委编办在改革前期选派25名同志组成4个调研组,利用两周时间对市直12个行政执法机构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广泛访谈、问卷调查、查阅案卷、跟班作业等形式,对市、区两级行政执法机构编制和人员队伍情况、执法事项和执法活动开展情况、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底了解,共访谈主管部门正副职领导42人次、执法机构正副职负责人41人次、执法机构其他工作人员66人次,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20份,跟班作业8个班次,较好地完成了一次全面起底式调研,为顺利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辽宁省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一、制定背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多次对“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二、出台目的《实施方案》的制定实施为我省行政执法质量提升明确了目标和任务三、总体目标到2025年底,我省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行政执法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有效运转,行政执法队伍素质明显提升,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切实强化,行政执法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显著提高,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力增强,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满意度大幅上升。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探索基层综合执法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202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进一步对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协调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作出安排部署。徐州市是江苏省基层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试点城市,聚焦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执法力量配备不足、执法素质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在省内建立由城管部门归口管理的镇街综合执法管理体系,推动基层综合执法队伍素质和形象全面提升,执法服务效能和水平不断提高,执法规范建设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切实让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人工智能体执法并承担执法责任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体执法正成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表现,将会对以人的行为作为逻辑底色而建构的法律秩序形成冲击。人工智能体或许可以拥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及有限的责任能力,并为一般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却可能面临执法权行使正当性与执法能力不足的困境。因此,人工智能体不适宜执法或行使公权力,只能承担事务性公务,其执行公务引起的责任可由人工智能体自身、供应商以及行政机关共同承担。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以法治的理念推进行政执法“综合查一次”

2018年3月,为破解综合执法领域交叉执法、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随意检查等问题,嘉兴市创新推行“综合查一次”执法检查模式,对原来多部门多频次执法检查进行有效整合,由多部门协同,在多领域同步,对同一对象开展“一张清单”“全科模式”的部门内综合执法检查和部门间联合执法检查,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件事”。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洲分局积极参与“综合查一次”.

浅析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执法中的应用

随着交通运输执法改革的推行,破除机构重叠和多头多层重复执法、厘清职责职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现阶段围绕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赋能,创新行业监管、强化行业治理已成为新的任务与目标。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结合交通执法日常业务需求,汇聚执法数据,研究基于数据驱动的数字档案、案件协同、精准执法等关键应用,实现执法程序规范化、执法办案精准化、监督管理精细化、执法服务优质化,从而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执法水平、执法质量、执法公信力。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崇法善治 敬业亲民

2023年以来,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累计查办行政处罚案件4.8万件,开展评查案卷1.6万余件,执法督导检查1279次,执法队伍的综合执法能力、行业治理能力、维护安全能力、服务发展能力得到全面提升。4月25日,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六支队一大队根据大数据预警信息,精准锁定线索,与铜仁高速交警碧江大队联合执法,一举查获3辆涉嫌违法运输的大件运输车辆。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在改革中创新前行

2024年2月8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2024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要点,其中提出:继续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从严落实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着力深化“四基四化”建设,积极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切实发挥执法的服务保障作用。2023年10月25日至26日,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场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总结改革任务落实情况,明确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此次会议是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队伍整合等改革“前半篇”文章已经完成、近期党中央对下一步深化执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上启下的重要会议。

依法治档理念下档案执法的若干问题思考

档案执法是依法治档的关键环节,关乎档案工作秩序的有效维护和档案的安全与利用。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档案执法面临执法衔接不畅、队伍专业化不足、法规不健全、监管乏力等诸多困境,亟须进一步作出完善。在梳理档案执法困境的基础上,从依法治档意识、体制机制、程序规范、执法方式等方面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提出了树立依法治档理念、健全法治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创新执法方法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档案执法的改革完善提供决策参考,为推进依法治档、建设法治档案提供理论支撑。

金融法视阈下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规定了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正在为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虽然行政和解暂未形成理论共识,但金融法视阈下行政执法和解的实践已然先行于理论。针对金融风险处置和证券期货领域中的金融纠纷,行政机关在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下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借助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私法化手段采取的行政执法和解措施,可有效化解纠纷且实现各方获益的经济及社会效果。通过对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措施的实践检视,提出以各方均可获益作为启动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前提,通过举证责任的倾斜、“自认”的可适用性与行刑衔接的合规机制相结合,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