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解释:传播技术决定论的方法论反思

在传播学领域,技术决定论的幽灵时时飘荡。本文将“技术决定论”作为一个学术讨论的关键词,考察了其符号体系,借用哲学家冯·赖特的行动理论,尝试从人文—自然科学和方法论中的“理解与解释”争论去理解围绕传播技术决定论的种种争议。本文认为,剑桥学派的思想史路径更为契合前文所述的技术决定论研究的方法论需求。它能够让我们意识并警惕既有范式的束缚,搁置纠缠不清的名实之争,转而去关注话语背后的意涵。此外,剑桥学派思想史方法提醒我们关注知识生产的不同范式及其规则,进而在理论与实践、语言和行动之间建立关联。

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教育技术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性及矛盾性问题日益突出。教育作为比较开放、前沿和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一,受到社会和技术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在两者的影响力方面,社会因素占有更多的主导性地位,甚至在很多层面制约着技术的运用和创新。文章将从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分析其对教育技术及实践的影响,进而对教育技术发展进行反思与批判。

“击溃”时间:弱技术决定论下的国际空间新闻生产及其影响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社会也是新闻传播的两个基本维度,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时间完胜空间^([1])”,将研究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时间维度上。近年来,随着研究思路和范式在空间上的转向,以往的信息传受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弱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产生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云端合作的生产模式催生了“空间新闻学”,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其对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视化视角下“技术决定论”知识图谱分析

“技术决定论”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是一种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的理论思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30余年,我国学术界关于“技术决定论”的研究逐步深入和广泛。文章从CNKI数据库中的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的15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文献关键词的共现知识图谱和聚类知识图谱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客观反映“技术决定论”研究的整体情况并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借鉴。

技术决定论浅析

技术决定论是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其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惟一重要的因素，而后者则主张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７０年代后期，由于社会建构论的兴起，技术决定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转而式微。

制度决定抑或技术决定

是制度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制度?“制度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分歧的根源是什么?本文在剖析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与制度间的关系推及企业层面,界定了公司治理制度在企业中的地位。

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技术哲学及其当代效应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后世留下系统的技术哲学,但却是公认的技术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诸多文献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是一些模糊的论述也招致了一定的误解。马克思技术决定论难题的当代回音分作三家,以芬伯格为代表的反技术决定论的建构主义技术社会学,是一条看似激进却是最为保守的路径;斯蒂格勒所代表的近(新)技术决定论之路,通过技术人类学和技术存在论,可以看到一种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上两家分别代表着反马克思和近马克思的两条路径,第三家则是哈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哈维将生产决定论流通化、复杂化,而成其为一种社会历史决定论的资本积累论,以此来反对具有拜物教性质的技术决定论。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可取消,在复杂的当代语境中,应该如何回应技术决定论等庸俗的决定论,坚持科学的决定论,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

针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是社会制约的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包含着科学技术决定论”等观点 ,本文通过对“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技术观的比较分析 ,认为二者是性质根本对立的两码事 。

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常被用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然而这通常批评的是来自政界、业界和智库式学者的"媒介乌托邦"思想,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远非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想像得那么狭隘,也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是指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这种视角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特别有启发。事实上,任何一种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都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发生观念与文化的变迁。传播思想史的历史使命便是将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整体介质和生存环境,并以此为起点来讨论它如何建构公众与世界尤其是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如何不断建构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媒介技术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是如何调校彼此关系的。在这个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严重失控的时代,正视和重估传播技术决定论理论价值的那一天终将来临。

技术决定论形成的历史进路及当代诠释

技术社会学诞生于现代性语境中,以技术决定论为基本内核,伴随工业社会和理性主义拓展而形成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技术解释图景。技术决定论现代性意涵的历史诠释中存在着技术与社会对立的二元逻辑张力,从技术与现代性的相互建构论视角透视,揭示出"经验转向"以来对技术决定论的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批判的不对称性。技术决定论经历了欧洲起源、美国发展、全球影响的时空展现过程,主要是启蒙的社会进步思潮与现代技术的本质主义理解共同形塑的结果。深入反思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隐含的解释模式,将成为走出技术决定论困境的必由之路。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她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从阶级和历史维度,伍德认为技术决定论否定阶级的存在,忽视对具体社会的特殊性分析,主张超历史的和普遍的历史观,认为技术革新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从资本主义维度,伍德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反技术的,技术的发展会加剧自身的特殊矛盾;从社会主义维度,伍德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阶级消亡和生产主义,而是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论技术创新观中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及其超越

从哲学层面对技术创新进行追问与反思,可以发现当前关于技术创新研究有着明显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不仅表现在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传统技术创新理论上,还表现在为克服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生态的、人文的解决途径上。为此,有必要从哲学、社会学层面重新理解技术创新。实践理性技术创新观为消解技术决定论缺陷指明了出路。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从分立到耦合

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并非对立而是分立的关系。分立是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现实关系,其突出特征是,在“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二者“各说各话”甚至彼此指责、批判。耦合是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可能关系。耦合关系的核心要点是,“决定”(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与“建构”(社会对技术的建构)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统一的。耦合的原则包括客观分析、平等对待、综合运用两种理论,消解彼此的误读。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

本文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是社会制约的技术决定论 ,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出发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的内在统一性。

略论科学技术决定论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能力的发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批驳了科学技术决定论;应辨证地对待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技术决定论的多种面貌与技术概念的多重含义

本文在考察技术决定论的多种表现形式 (技术自主论、媒介决定论、技术统治论 )的同时 ,辨析了这些表现形式的理论预设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技术概念的不同含义 (如社会子系统、媒介和技术理性等等 )。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技术决定论·利益冲突论·产权制度演进论

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 ,现代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各种问题几乎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的论述。本文将从制度与技术的关系、制度变迁的动因、产权制度的演进等几个方面来对马克思的制度理论进行一番简单梳理和归纳。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立抑或分立?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二者意见对立、观点冲突,这是较为流行的看法。依据形式逻辑,“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所言说的对象并非同一命题,二者不形成对立关系。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种理论的关系并非对立而为分立。二者分立的缘由在于它们对技术的界定、意义的不同认知,以及对技术研究路径的不同指向。

信息技术决定论:从“信息社会”到“信息主义”

技术决定论在信息时代具体表现为信息技术决定论,它是"信息社会"和"信息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信息社会理论主张当代信息技术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而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则将其直接建立在网络和计算机之上;信息社会理论与信息主义虽然都主张当代信息技术对今天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它们在统摄性的大小、学理性的层次、可扩展的空间尤其是同技术决定论的直接关联程度上,还是存在若干差异的,分析这些差异,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决定论本身的存在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