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陈可辛与路阳呈现武侠动作方式的异同——以《投名状》和《绣春刀》为例

从1919年商务印书馆摄制影片《车中盗》至今,传统武侠电影独具一格的影像风格已在中国延续百年,武侠动作奇观也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正式问世,它也是中国首部具有成熟形态的神怪武侠片;1980年前后,国内再次掀起武侠电影拍摄高潮,其中的典型代表为《神秘的大佛》和《少林寺》;20世纪90年代以后,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开始解构传统武侠,尝试将武侠片与西部片糅合在一起。2000年后,国内武侠电影逐渐呈现出风格化和艺术化的典型特征,导演的创作热情高涨,再加上国外文化的持续涌入,国内武侠电影开始从传统的古典浪漫逐渐向多元化以及个性化演变,电影文本的内涵也更为丰富。

《投名状》:对传统江湖文化的认同与批判

《投名状》公映后,对片中的人物就产生了巨大争议,要认清争议的原因,必须对影片的主线、主题——投名状——的内涵进行分析。"投名状"是传统江湖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其奉行主体一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生存是他们最大的生活目的。为了生存,他们形成团体,对内同生共死;对外不惧法律,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质。对内、对外的差别就构成了传统江湖文化的双重性。而《投名状》对这种双重性也采取了批判与认同的双重态度,因此,争议产生。

参与观察次文化群体中的“投名状”——兼论接触性犯罪研究的道义抉择

次文化群体因为其成员的非主流性和所从事的传统或惯常活动与现代国家理念及现行法律制度的冲突,使得其群体成员对来自主流社会的研究者有着天然拒斥心理。研究者可能会因为在惩罚性事件中的良好表现"瞬间进入"次文化群体圈子,或者通过熟人引荐进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再在与当地人长期交往互动中建立信任关系。在研究者对次文化群体展开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将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当地人及执法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研究者必须努力使自己处于与当地人的最优关系距离半径上。对接触性犯罪研究来说,更要时刻面临卷入犯罪、遭受国家制裁和忍受内在伦理冲突引致的紧张焦虑。这也是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所要承受的生命之重。

电影《投名状》中蒙太奇语言的艺术解读

取得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8项大奖的电影《投名状》,将电影各种语言的运用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影片中各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把气势磅礴、返璞归真的战争场面、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以及权益与情谊交错的矛盾冲突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增强影片节奏的同时,赋予了影片极强的生命力,将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推到了极高的境界。

《投名状》中的庞青云:《水浒传》中的宋江

电影《投名状》根据晚清"刺马"案改编,但主角庞青云的人物形象与其原型马新贻已经相距甚远。"刺马"案只能成为《投名状》的外壳,其灵魂精髓却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可以说,《投名状》中庞青云的形象、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复杂程度以及受欲望指使而人性发生嬗变的过程,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更为神似,称其以《水浒传》中的宋江为蓝本并不为过。

《投名状》:源自心灵的情感符码

电影从诞生开始,就牵动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参与了人们心灵史的建构。《投名状》抒写了一曲荡气回肠、令人痛惜的战争悲歌。作为源自心灵的情感符码,《投名状》的不求华美,但求真实的场景、细节营造,故事情节紧凑连贯、曲折动人,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血肉饱满,这些无不呈现出电影直达观众内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拥有了一份渴盼已久的真诚的感动。

论电影《投名状》中新的伦理秩序

《投名状》中三个男人结拜为异姓兄弟,"纳投名状"作为仪式完成了对于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伦理关系。而庞青云升官庆典晚上的厮杀,使三人建立起来的伦理关系瞬间坍塌。这一伦理关系的建立和消解,是《投名状》的主要线索。围绕这一新的关系,三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即老三姜午阳的认同和维护,老二赵二虎的维护与超越,老大庞青云的功利性利用。同时,电影揭示了大清朝所需的伦理秩序是当时一切伦理秩序能够成立的基础。

《投名状》——乱世英雄梦的破灭

"投名状"旨在强调影片的核心是代表或象征兄弟间的情义与承诺,它讲述的是乱世英雄追寻自我价值的励志梦的破灭,揭示了深刻而复杂的人性。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至善,没有至恶,它没有讴歌,没有批判,更多的是无奈与走向无奈的命运。《投名状》整部影片一贯而下,都是灰暗的色调,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陈可辛使用了浪漫的表现手法,并运用大量的隐喻,而极其写实的场面描写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享受,造就了一部气势磅礴的大片。

爱情,义气与权力--《投名状》里的政治世界

《投名状》有别于传统电影文学结义题材而将结义放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三人的情感与理智矛盾所展现的张力突出人性的弱点,官场的黑暗以及制度的变迁,进而使得电影从一个单纯的暴力美学上升到了对人性的关怀。

用“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方法解读电影《投名状》

目前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想在电影理论及批评领域中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以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理论,从女性的角度解读电影《投名状》的角色审美和思想内涵。

大片转机与思想探索——评析《投名状》、《集结号》的同一性

在"金钱让中国电影丧失思想"的文化讨伐声中,《投名状》、《集结号》相继与观众见面,与商业票房上的巨额收入相比,社会各界更看重的是影片闪烁着久违的思想的浪花。本文认为,两部影片的思想深度不止于对"兄弟情谊与现实理性"的悲情的反思、对"每一个牺牲都有意义"的温暖的人性抚慰,而是对"手段正义与目的正义"、"集体利益与个体价值"的双重肯定。两部影片的同一性在于,通过两种平等的伦理力量的冲突,拒绝了单元价值的皈依,选择了二元价值的平衡。这样的意识形态定位对思想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具有特殊的意义:既避免了单元价值选择的肤浅与偏执,也修正着价值多元化的混乱与无序。

《投名状》主题的三重冲突

《投名状》在历史的外壳下,演绎了作为传统道德的道义和情欲、权力及忠诚之间的矛盾冲突。历史只不过变成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演绎了义所面临的困境。通过这三重冲突,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在物化社会下生存的艰难。影片在似乎解决但最终未能解决的矛盾下面,寄寓了对人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正是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无疑又加深了影片的主题。

电影《投名状》:一手抚面,一手封喉

《投名状》既表现了男人之间兄弟情义的纠葛与碰撞，还通过真实展现暴力场面来达到反对战争目的。该片就像一部反映战争残暴、直指人性深处的史诗。因此，观看《投名状》时，我们既可为致命情义而伤感，也可为乱世决杀而恐惧，就好像被一手抚面又一手封喉。从悲悯、仁慈、反战这个角度上说，陈可辛的这部影片基本上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而广大的观众，亦可从他的影片中得到颇深的启迪。

《投名状》中的兄弟情谊与现实理性的冲突

《投名状》的着力点,是表现男人之间兄弟情义的纠葛与碰撞,是这种兄弟情谊面对现实理性的价值、利益和情感的冲突与矛盾中的生死抉择。

《投名状》

商业与人性 陈：12号首映，当天晚上票房形势很好，1000万元。

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8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刺客张汶详刺杀而亡,张汶详则当场就逮。事件发生后,朝野震惊,迅即展开审讯工作。这起案件,官方以"挟嫌报复"定谳,但人心未惬,众议汹汹,传言纷起,渔色负友、通回卖国、丁日昌买凶、湘军高层买凶、反洋教者买凶之说,蜂然涌现,"真相"如何,至今仍未能遽断。"刺马"案是历史事件,各时代对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诠释,这在历来史部载籍中即有所反映,而文学、艺术作品,则更大肆的利用历史所遗留的缝隙,展开虚构,并于虚构之中涵藏新的诠释。自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以下,"刺马"案即以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加以转译、解读,其中"渔色负友"是最主流的诠释,其情节结构也最具探讨意义,而最主要是藉人物的"定性"与"定位"作开展,这也是历史转折向文学最重要的途辙。《投名状》杂糅了"渔色负友"与"政治阴谋"为一,为人物作了新的"定性"与"定位",具有人性的高度与史诗的格局,不但凸显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展现了当代对历史事件的新视野。

“忠义”的树立到破灭——从“刘关张”到《投名状》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忠义"二字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涵。《三国演义》中流芳百世的"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弘扬的正是这种精神,而2007年的跨年贺岁片《投名状》同样讲述了一个"三人结义"的故事,却折射出"忠义观"的脆弱性与虚伪性。类似的国产大片在对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或批判的同时,一味地暴露人性的阴暗面,并未为人类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或思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类似作品对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基于社会化招聘成熟度模型的“投名状鱼塘”建设

F公司把社会化招聘作为树立最佳雇主品牌形象(EVP)以及建设员工价值体系(EVP)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化招聘达到提升公司内外忠诚度的目的。本研究以中国背景下的外资企业F公司为例,探讨了复杂多变环境下F公司社会化招聘体系的建立以及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电影《投名状》的音乐艺术特点

战争题材电影基调比较凝重,能发人深省,看完之后容易让人萌生珍爱生命、渴望世界和平的念头。重温历史、回顾历史是导演希望每位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的期望。宏大的战争场景配上大气的电影音乐,这是战争题材电影的特色,音乐作为电影元素之一,能很好地让观众欣赏电影、感受电影、领悟电影。本文将从多元化的民族性和人文关怀这些角度来仔细探究《投名状》中的电影音乐,从而领悟到战争电影不一样的音乐魅力。

《投名状》的叙事者与文化冲突

中国传统社会中重情义的民间文化与重权谋的精英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冲突。就《投名状》而言,兄弟情义、江湖义气等中国民间文化理念铸就了草莽英雄姜午阳、赵二虎的文化心理,经世济民的精英文化意识构成了庞青云人生理念之核心,这三人由义结金兰到相互残杀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在文化消费时代,《投名状》中的文化寓言,及其对深度内涵的追求,终究难以逃离文化资本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