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救济复员川军的困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实行精兵主义,减少国防开支,遂全面推行整军复员政策,对现役国防军进行大规模裁撤。然为应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复员官兵,国民党政府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救济安置措施,以图改善包括复员川军在内的复员国民党政府军之生存境遇,但由于其善后统筹工作严重滞后、基层组织涣散、行政效率低下、党内各派系之间纵横捭阖及地方实力派的强力杯葛,导致了救济安置复员官兵的计划最终失败,并诱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凸显了国民党政府战后政治力量的衰颓,昭示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失败的必然命运。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驻地迁移考论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苏军控制着东北,由于东北特殊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都想方设法向东北发展。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关系,国民党政权受到苏联的承认,中共则利用革命和外交策略谋求发展①。其间中共为加强东北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在中共创建东北根据地和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日报》对抗战胜利的报道与宣传研究

日本投降后,《新华日报》通过持续报道日本投降新闻,向民众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抗战胜利喜讯。收到喜讯的民众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纷纷组织和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新华日报》对民众庆祝抗战胜利活动予以报道,呈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抗战胜利的内心感受。同时,《新华日报》对抗战胜利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宣传,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历史贡献,以及抗战胜利对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意义。《新华日报》对抗战胜利的报道与宣传,凸显出其人民性,“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论断至今仍具有启发性。

抗战胜利后DDT在中国的应用

20世纪30年代,DDT强大的杀虫功效被发现。抗战胜利后,DDT进入中国,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的主导下,DDT被用于卫生防疫,一些地方当局在农业灾情严重时也曾使用过少量DDT,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DDT主要依靠进口,量少价高,且用法相对复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解放后,DDT一度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农药之一,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最终被禁用。

职业化与政治化:抗战胜利后的“国定记者节”(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初期(1945—1949),新闻界举办各种庆典和仪式活动,纪念“国定记者节”,表彰报界先烈,提升职业形象,保卫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水准明显提升。借助记者节及其年度盛会,民营报刊和政党报刊表达了政治意味浓厚的职业规划,彰显职业节日和媒介的政治化倾向:《大公报》《申报》和《中央日报》等运用“社会责任理论”,设计职业前途;中共报刊则提出“人民新闻事业”,主张“彻底改造新闻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改造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成为中共报刊在记者节的主要职业言说,这预示着新闻政策的彻底转型,新闻界被完全纳入政治轨道,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改造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抗战胜利日确定的国家行为与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纪念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对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作出重大决策。这些重大决策对相关研究意义重大,逐渐形成了国家对抗联性质与地位的认知。抗日战争包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局部抗战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在局部抗战的六年里,东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东北抗联坚持了抗战,但主战场是在关内。这个时间认知是对十四年抗战的一个重要支撑。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对逃亡途中日本儿童的救助——基于亲历者口述的分析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作为侵略工具的20多万“满洲农业移民”及其他非武装日本人开始了无秩序的大逃亡经历。他们当中的很多妇女和儿童因受到中国东北当地民众的救助而得以活命。人数众多的儿童被中国民众救助后,有的顺利回国,有的留在当地融入中国家庭及社会,被称为“中国残留孤儿”。本文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还原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对日本儿童救助的史实。

抗战胜利后上海邮政的迅速恢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沪接管汪伪上海市政府。邮政总局也立即投入了接收沦陷区邮政和恢复光复区邮政的准备工作。8月26日,邮政总局发布局业通字第74号训令,抄发了指导邮政接收工作的四项法令:《收复沦陷区邮政紧急措施办法》《接收收复区及光复区邮政办法》《恢复收复区及光复区与后方邮运办法》及《接收沦陷区邮政补充办法》。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部队饮食安全风险评估与管理

目的分析探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部队饮食安全风险因素及管理效果,为大规模军事行动防疫保障提供参考。方法在系统分析阅兵部队集训期间饮食安全危险因素基础上,提出针对性风险管理措施,应用于阅兵防疫保障实践。结果阅兵部队饮食安全风险涉及自然与气候条件、饮食卫生管理、食堂布局与卫生设施、食品采购与加工、餐厨具消毒、饮水供应等多个环节,采取针对性风险监测、风险交流及风险控制等管理措施后,各项饮食安全措施落实良好。结论提出的风险管理措施效果可靠,确保了阅兵部队饮食卫生安全。

毛泽东与抗战胜利前后党的城市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能否得以长期生存发展以及能否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夺取城市的重要性,并指挥我党在对日反攻和对国民党自卫反击作战中收复了大批城市;毛泽东提出城市解放初期要实行军事管制、执行严格的城市政策、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及时建立城市人民政权、培养大批城市工作干部等思想,为我党接管城市提供了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要派遣大批干部进入国民党收复的城市中开展秘密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爱国反战运动等主张,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

国民党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制定抗战胜利纪念日,顾名思义,是以此纪念抗战这一伟大的事业,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并以此作为政治宣传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仪式活动,象征性地表达出其政治意蕴,但作为社会舆论的媒介,对此纪念日的态度和观感则表现不一。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官媒比较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带有官方和党派色彩的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但也有一些媒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感、较少偏颇的政治立场,能够对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议。

政治标识社会符号隐喻视角解读——基于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的考察

国务院颁布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蕴含丰富的政治、文化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凸显出抗战胜利开启了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新征程的重大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基于社会符号隐喻视角从视觉语法和Wmatrix系统主题词隐喻功能等角度,可以对"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作出隐喻阐释。

庆典与政治——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史事钩沉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名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重庆率先成立"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并于9月3日在较场口举行盛大的胜利庆典。上海随即成立"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推迟到10月10日与双十节合并举办。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在上海举办的旷世盛典。然而,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局并没有在战后出现,由这种欢欣、憧憬与渴望汇聚起来的人心与民气,很快就在内战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殆尽,最后转化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和足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愤怒和力量,中国历史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纪念的新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纪念抗战胜利系列讲话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回应时代需要,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纪念抗战胜利、怎样纪念抗战胜利"这一时代课题,促进了抗战胜利纪念的新发展。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是关于抗战胜利纪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贯彻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是塑造走和平发展道路形象的重要宣言,是激发爱国热情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

抗战胜利前后施复亮经济建设思想述论

施复亮（1899—1970）是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抗战胜利前后，他详细分析和探讨了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方案。施氏的方案虽在整体上已被历史否定，但他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中间路线一样，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值得我们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加以珍视。

从《解放日报》社论分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4至1945年8月间,中国抗战进入尾声。当社会各阶级都在为抗战之后"干什么"积极行动之际,中共也有了自己逐渐明晰的政治设计。作为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在宣传党的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主张。其时,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在于包括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各党各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为此,中共曾积极努力力图使其变成现实。不过,中共也一直坚持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且在解放区较为彻底地实行了这一道路。在"迂回曲折"诸路不通之后,中共最终选择了剔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另外一条"联合政府"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留用日本原子能专家的一组史料

中央研究院朱代院长勋鉴:据军统局戴代局长三月十日情渝字一八七三号报告称:据前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日人佐藤秀三及该所日籍研究员速水颂一郎、小玉数信、渡边新六、岛仓巳三郎、米田重博、海野隆次、野口武夫、山崎峰雄、野村富惠、富田军二、御江久夫、富山一郎、四灶安正、远藤阜、天田豁等表示,如予以相当处所及费用,愿为我国研究有关原子能之科学.等语,经饬上海负责同志与彼等接洽,并考核其中除富田军二、御江久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留用政策”与“中机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大批敌伪产业的同时，施行了有条件地留用部分日籍技术人员的政策。“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创立与发展，是战后国民党政府实松‘留用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建立与运营情况的回顾，对这一过程中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表现与作用的分析，对战后国民政府留用部分日籍技术人员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国民政府此项政策的成败得失作一综合性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