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报群众化报道模式探索

延安时期,《晋察冀日报》《边区群众报》《大众日报》等各抗日根据地党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着力将群众性原则落到实处,在新闻实践中结合地方历史与文化特点,探索使用群众化的报道模式,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展示形象:展览会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

展览会是一个社会的“窗口”,集中展示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形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展示取得的新成就,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展览会。其中,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展览会独具特色。在展览会场,展览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巧妙展示了晋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物质景象;通过传输科学知识与新价值理念,呈现了根据地文明进步的人文形象;通过口头宣扬与对比展示,凸显了共产党民主与抗日的政治形象。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借助展览会向内外界传达了一个崭新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社会面貌,并对根据地建设与抗战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在根据地举办的展览会具有独特的风格与意义。

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新创获--《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评介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以一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基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以及山东能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与其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苑朋欣教授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一书,就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的全新探讨。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沂蒙精神与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

沂蒙精神的形成与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沂蒙山区妇女的革命觉醒是沂蒙精神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沂蒙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实践历程也是沂蒙精神孕育、萌芽、成长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探索过程,在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及干部培养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文化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是中共领导的山东文化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从初步展开到飞速发展,再到成熟壮大的历史过程。宣传抗战和教育民众,始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的中心任务。经典著作、政治、军事类读物和教材是根据地图书出版的最主要选题。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号召提出后,文化教育类读物和教材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伴随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达,整风教材、经济、文学、艺术类读物迅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内容。山东新华书店及其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走向成熟壮大的标志。

转变与承接: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研究

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与当时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山东分局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决定组织大生产运动;其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现实状况要求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其三,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为开展大生产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四,陕甘宁边区的先期探索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有以下四个突出特点:一是明确方针和政策,二是战斗和生产相结合,三是生产和节约相结合,四是以创模运动促进大生产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打破了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二是密切了根据地的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认同感;三是为山东开展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浙东抗日根据地与浙西抗日根据地的比较研究

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浙西抗日根据地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两者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支撑、同处类似的生存环境以及发挥出相似的军事作用。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两者也极为类似,均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全面展开政权、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的政治意图更明显,经济发展水平也更突出,在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同时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除此之外,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武装斗争的战术应用上仍侧重于游击战术,而浙西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兵工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应对武器装备落后且短缺的现实状况,想方设法培养和重用兵工技术人才。此间经过党内论争,最终确立兵工建设路线和方针,为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创办专门学校和科研机构、扩大兵工生产技术培训、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等举措,培养出一大批兵工技术人才,同时注意调动兵工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信任并大胆使用兵工技术人才,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大力支援了敌后抗战,并实现了兵工技术新突破,为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华中抗日根据地公粮管理工作制度化研究

战争年代,保障粮食供应是军队紧要之务,而制度化的管理又是保证粮食持续合理供应的重要一环。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挺进华中的新四军未普遍建立起敌后民主政权,粮食来源与数量不稳定,新四军采取了压缩伙食标准为主的简单化管理方式。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与群众运动展开后,新四军的公粮征收有了稳定的粮源,公粮激增。与此相适应,各根据地在华中局指导下做出储粮、分粮、领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实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公粮管理工作的初步制度化。敌伪“清乡”加剧后,为了适应更加严峻的形势,新四军深入推进公粮管理各项工作制度化,加强粮食保管,实行收支分开,反对贪污浪费,从而克服了过去“谁收谁管谁支”的弊端,形成一套上下内外联动的反贪污浪费的有机系统。公粮管理为新四军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制度保障,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中共能够坚持抗战、革命能够胜利的成功之道。

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的实践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地扫荡,根据地人财物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又停止对八路军供给,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将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与生产困难,同时开展生产竞赛、选树劳动英雄,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与生产积极性。计折工制度与民主作风成为互助组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则保证劳动互助能够扎根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乡村振兴仍有所裨益。

山东抗日根据地盐业管理问题研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大肆掠夺山东盐业。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与敌伪势力斗争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盐业产、运、销、管机制,盐业管理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成就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牢牢掌握盐业主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增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税收,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高了盐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抗战时期的盐业管理探索,为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盐业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幼保健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儿童生存环境恶劣,加之日寇的法西斯暴行,更恶化了根据地军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生存环境,严重影响了根据地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妇女儿童患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为改善根据地妇女儿童生存环境,保障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卫生健康知识普及、新法接生推广及儿童保育、群众卫生运动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为此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妇幼保健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及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斗争,对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践。他在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根据地税收工作正确处理战争需要、人民负担、生产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对于税收工作的思考与实践,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功,助力根据地困难局面的扭转,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对于新时代加快税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经验。

抗战与民生:邓子恢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独特且重要,但因日军的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政策而生产锐减、民生凋敝,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有着丰富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邓子恢,奉命前往淮北抗日根据地主持工作,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财政经济建设,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壮大了抗日救国队伍,加强了淮北区党委的自身建设,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税站、税制与税收

1940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借地利之便,以护商名义在宝安与香港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上设立税站,对来往货物课以税收。这一成功经验,被1941年新开辟的惠宝边根据地和1942年恢复发展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复制。随着东江抗日根据地由惠东宝地区向江北和惠东、海丰等地扩展,各根据地均建立了税务总站、中站、分站等税收网点和网络,制定了税种、税目、税率、解缴、奖惩等税收政策或制度,且1944年以后税站兼具对敌封锁功能。在战时环境下,根据地的税务机构一直由部队管理,税收始终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对于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巨大支撑作用,既得益于明清之后华南繁荣的社会经济传统和现实,也得益于东江地区毗邻香港地区和广州的优越地理区位,更是缘于根据地简单明了而又灵活有效的税制。这是东江抗日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合法与合理:苏中抗日根据地粮赋政策研究

皖南事变后,处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力图通过征收公粮走出财政供给困境。1941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出台征粮草案,初步确定征收标准,囿于条件限制当年的征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1942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并赋征粮以整理税源,此后逐年改进田亩累进等级使粮赋政策日臻完善。在严峻的“清乡”环境中,苏中抗日根据地秉持着与群众共生存的逻辑,坚持执行打折征收与救济减免等措施,平衡公粮与民食的关系。可以说,苏中抗日根据地通过实施粮赋政策,解决了政治上合法与经济上合理的双重难题,从而在长期的三角斗争中,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再现了中共依靠人民战争解决生存问题的动态过程。

从存旧用旧到改旧立新:中共对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保甲组织的利用与改造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开辟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利用和改造了传统保甲组织。中共利用和改造传统基层政权,对其在华中地区站稳脚跟、扩大政治影响、提升民众政治觉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不仅推动了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而且积累了乡村基层政权改造经验,进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用和改造传统保甲组织是抗战时期中共重建基层政权的重要探索,在政治上实现了农村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