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

＂新时期文学＂往往被视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后获得的一个新的话语起点。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叙事中,＂思想解放＂成为了其基本声调,＂新时期＂意味着从＂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①,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社会集体实践过程。

论古籍辨伪的拨乱反正

本文通过《孙子》、《老子》等大批古籍由"伪"变真的考证过程,阐述当前学术界对古籍辨伪进行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论证这种辨正工作的原因、重要性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978:“拨乱反正”中围绕鲁迅的纷争

"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之际,围绕鲁迅曾经发生过一场纷争。矛盾的双方在历史风雨中离去的时间不同,归来的时间也不同,时间差造就了优势与劣势。捷足先登者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写文学史,而已经去世和迟迟未归者的同情者却不能认可。双方的争论既包含着历史的恩怨,也体现着时代的矛盾。

“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文艺情况汇报》第一一六号，其中，有《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介绍上海的这篇文章，决定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并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很快以《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为题公开发表，全文如下：

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批判极左思潮。尽管这一阶段批判活动有很大局限性,但它毕竟冲击了极左思潮,在形成"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批判极左思潮的逻辑延伸与理论展开,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发挥了关键作用。

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其历史内容丰富、多变、繁复甚至芜杂,除较为宽和的文化批判和学术反思外,大致经历了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到对被视为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思潮的批判再到对党内无政府现象的批判的历史转换,体现了中国政治社会在重建进程中所着力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点方向,鲜明地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特有的时代诉求、话语文化和历史质素,是整个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要缩影。

关于拨乱反正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的思考

拨乱反正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特指从文革结束到1987年整党完成这一历史阶段高校学生党建的恢复、调整与重建,其基本定位是着力解决领导体制不顺、内容方式单一、党建环境不优的问题。主要任务是恢复确立高校学生党建的地位和方向,加强改进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调整重建党建工作组织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出了突破中创新、曲折中发展、被动中主动的鲜明时代特点。社会转型期高校学生党建的基本经验和深刻启示在于:一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改进领导机制,增强办学治校能力;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高校学生的思想特点,把握学生工作的基本规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三是始终坚持改革创新,随势而变,体现创造性、拓宽视野,体现开放性、辐射带动,体现先进性。

为党为国为民 无私无畏无愧——胡耀邦拨乱反正与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

"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胡耀邦在这一重大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耀邦为党为国为民拨乱反正的丰功伟绩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体现出的无私无畏无愧品格将永载史册。

“拨乱反正”:过渡期的文学批评——以1976-1978年《人民日报》为中心的梳理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人民日报》等党报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流变曾经起到过非常显著的影响，这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尤甚。党报的文学批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政治批评，大多代表着权威意志对文学的发声，作为方向性的纲领引导着文学的动势，这是理解《人民日报》等党报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点。

“拨乱反正”时期主情音乐思潮的兴起

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文艺思想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一时期关于抒情歌曲、音乐形象、音乐的阶级性、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音乐观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抒情歌曲在音乐创作和群众音乐生活中的回归与广受欢迎,反映了主情音乐思潮的迅速崛起。主情音乐思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抒情主体的迁变,即由集体抒情转向个体抒情。

试论拨乱反正时期权威理论的重塑与演进

作为拨乱反正时期时代变迁与思想重建的议题回响,权威理论的重塑历经多重演化,从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对于重树权威的极端强调,到1978年后对"绝对权威"论的深入批判和解构与新的政治权威理论之重塑的同步嬗变,充分展现了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自身的起承转合及其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关于权威问题的理论重构是拨乱反正时期的一种亚类型政治思潮,但因其与当代中国的高度相关性,须将之纳入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

略论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视野下的学术史分析

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从对"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研究开始,涵括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多个历史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展现历史学科的内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在其间的学术方位。

朱熹:“科举制”拨乱反正的理想主义者

朱熹作为对儒家思想身体力行的理学家,对南宋科举的弊端及其根源进行了充分的揭示,认为既要变更人心,也要变更法制。变更人心首先在于"上之人"好学见道,整顿弊政。在变更法制方面,其《学校贡举私议》提出了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系统主张,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为力甚大;尽管无法改变"科举制"发展的基本走向,却起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各个环节的弊端。

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

昭宣二帝忠实执行了武帝“轮台诏令”的调整政策 :对内注意发展农业生产 ,与民休息 ,整顿吏治 ,惩治腐败 ,安定社会 ;对外臣服匈奴 ,罢兵休戍 ,稳定边疆。这不仅缓和了自武帝晚年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 ,而且恢复了国家实力 ,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从而避免了重蹈亡秦覆辙之厄运 ,使西汉王朝又由乱到治 ,由弱变强 ,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及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共和国历史进程中实现由乱到治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拨乱反正是在冲破"两个凡是"的重重阻力中艰难起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展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标志宣告基本结束。拨乱反正进程对开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杂文编年(下)

"拨乱反正"、"反封建"是1979年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词。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该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改正","民主"、"科学"、"法治"等"五四"话语被重新提起。文学艺术创作得此风气之先,走出"冬眠"状态,开始步入了复兴之路。"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

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杂文编年(上)

"拨乱反正"、"反封建"是1979年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词。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该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改正","民主"、"科学"、"法治"等"五四"话语被重新提起。文学艺术创作得此风气之先,走出"冬眠"状态,开始步入了复兴之路。"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

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总体公共政策的理论解释及“一个人的40年”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章概述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解释的观点。1978年拨乱反正(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即"经济国家"去极端政治化)之根本重要性,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PP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化,启动中国经济超常发展。但改革开放随之导致经济国家本身去经济化;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GPP发生再次转变(即逐步上升为"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经济全面动态平衡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后经济国家时代)。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头二十年宁可牺牲其他利益原则也要保持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国家;中国也不会变成一个福利国家(即GPP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过去的不平衡发展和以后既要求充分又要求平衡的战略格局,以中共十九大为历史分水岭。GPP则为新时代"主义"与"问题"之争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文章还借"一个人的40年"口述历史角度,从草根层面反映国家治理的变迁,从亲历见证的社会政治经济脉络中给出更为直接的启发,并结合笔者求学治学的经历,为GPP的研究提供一个国际比较视野。

邓小平与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准确把握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他不仅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邓小平关于宗教领域拨乱反正的论述,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大局展开的,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