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 69号 ) ,特制定《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现全文刊登。

解读《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已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环境管理的实际需求,因此国务院又于2003年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本文就废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并制定《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必要性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主要特点及如何进一步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旨在抛砖引玉。

从排污费到环保税:绿色税制改革视阈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研究

如何将现有的污染防治工作与当前降碳任务有效衔接,是推动绿色税制改革向协同治理方向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绿色税制改革视阈下环保“费改税”对减污与降碳的协同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着重考察“排污费”和“环保税”对协同减排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够促进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具有减污和降碳的双重效应;并且,政策效果因地理区域、资源类型、环境司法情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2)环保费改税所发挥的协同减排效应主要是通过信号导向下环境关注的提高、能源结构转型与能源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应下污染企业的退出与清洁企业的进入等三条渠道实现。(3)进一步比较分析排污费和环保税,发现排污费政策并不具备降碳及协同效应;环保费改税后,央地资金分成模式的改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其发挥减污和降碳协同效应;税率提升幅度亦会影响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绿色税制,构建污染防治与“双碳”目标融合统筹的战略体系提供参考建议。

排污费征管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排污费征管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段君明刘玲一、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财工字〔１９９７〕３９号文件的要求，我们对辽宁省１９４至１９９６年的排污费征收及使用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结果表明，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

排污费“涨价”促减排

业内专家指出,我国出台政策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使其更加接近企业污染的治理成本,但是提高收费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产业结构,让企业清洁地生产和发展.排污收费低不利于减排上世纪70年代末,为促进环境保护,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排污收费制度.1982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对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征收排污费.2003年,国务院颁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明确了排污费的征收使用方式等问题.同年,原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和原国家环保总局等联合出台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费的具体征收标准.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即是2003年建立的.

征收排污费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吗?

本文以2011—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征收排污费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绩效因征收排污费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的实际收益不仅能够弥补企业绩效的损失,还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效益。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文结合多种不同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并为排污费征收制度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视角

论文借鉴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7—2011年排污费征收面板数据,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单位GDP能耗越高、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越高,地方政府满足中央政策目标压力越大;财政分权程度越大,排污费带给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政府政策执行机构数量、环境宣教次数和排污费标准办法细则,以上六个变量都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治污成本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负相关。而空气污染指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和环境来信来访总数未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影响。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问题难易程度、法规政策和非法规政策变量作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三大类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排污费标准调整与排污收费制度改革方向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实施时间最长、管理体系最全、实施范围最广的经济手段。征收标准是排污费制度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排污者治污减排行为和效果。近期,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通知,上调排污费征收标准。本文结合我国排污费制度发展状况,阐述了2014年国家排污费标准调整的内容和特点,提出了排污收费制度的改革方向。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中国区域排污费征管效率分析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环境管理制度,但目前排污收费制度还不够完善,征管效率受到许多质疑。为了探究我国排污费征管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利用数字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排污费征管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0年的排污费征管效率变化状况进行测算,分析排污费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并测算征管效率对排污费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①2005年至2010年全国征管效率水平普遍比较高,效率值基本处于0.6-1之间,且呈逐年提高趋势;②各省之间征管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等12个省市始终征管有效,而云南、安徽、福建、陕西、江西和江苏、浙江等19个省市远离效率前沿面;③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等因素与监管效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监管设备、劳动力对监管效率有显著的正影响;④监管效率对排污费征收额有绝对的正效应,即每提高1%的征管效率,则征收额度将提高61.84万元。最后,从监管人员、设备和监管体系三个方面给出提高排污征管效率的政策及管理建议。

环境税开征背景下我国污水排污费政策分析与评估

根据环境政策分析与评估的一般模式,笔者对我国污水排污费政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污水排污费政策筹集污染治理资金、调节污染者行为、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功能并未完全实现;污水排污费政策没有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政策目标;目前以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特征的污水排污费已经偏离了以庇古税原理为理论依据的真正定位;污水排污费政策自身设计没有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排污费费率"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导致不公平、不合理和低效率;污水排污费相关信息不对称,资金机制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过多的监督核查手段导致政策成本过高。根据以上主要结论,同时结合环境保护税即将开征的现实国情,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保护目标;明确环境保护税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分区域、分行业制定税率;实施规范的排污许可证制度,确保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准确无误。

排污费征收、技术创新与污染排放

随着排污费的增加,企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以追求更高的利润水平。利用2004-2008年我国各地区的排污费数据,检验技术创新在排污费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污水类排污费对污水排放量的扼制作用和固体废物类排污费对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扼制作用并没有显现,技术创新也没有起到中介作用;废气类排污费对废气排放量的扼制作用较为显著,并且技术创新在废气类排污费对废气排放强度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我国排污费改税的现实思考与理论构想

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实行20多年来,没有有效发挥其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目的,这促使了我们对该项制度的反思。本文剖析了排污收费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缺陷,在此基础上思考了费改税的可行性;并借鉴欧盟及OECD在环境税开征上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开征环境税和完善旧有税制作了全面的构想。

排污费、环保补助与中国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来自中国30个省份的经验数据

运用基于SBM的网络DEA方法将污染物治理纳入工业企业环境效率测算,测度了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整体环境效率及生产、治理两阶段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却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更显著地提高了生产阶段的环境效率;西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则源于提高治理阶段环境效率。

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最优排污费确定

针对我国当前排污费标准偏低的问题,构建政府、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的三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影响参与方行为策略均衡形成的关键变量,找出最优排污费生成的内部作用机制。结论认为,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单一排污费标准对处在不同市场结构的企业的利润的影响不同。排污费标准不是越高就越利于环境保护,也不是越低就越利于经济发展。排污费标准的制定应视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的市场结构情况而定。

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15—2019年需要缴纳排污费的污染企业为样本,结合全国排污费改税背景下各地区环保税税额标准设定差异的情况,采用广义DID方法实证研究了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税力度越大地区的企业环保投入也越高,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排污费改税主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率与增强征管执法两个机制发挥作用;排污费改税政策效应在行政干预力度强的地区、次高污染行业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提供了排污费改税实施效果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决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提供了参考。

排污费改税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方案选择

在环境税开征问题的讨论中,排污费改税成为题中之义。我国排污费制度自实施以来不断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排污费征收程序复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等因素,排污费改税不仅必要而且迫切。本文在充分阐述排污费改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基于鲍莫尔-奥茨税的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

1970年以来,排污费制度成为欧洲各国进行水质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普遍政策。其中,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构筑的,是欧洲最典型的排污费制度。通过对德国排污费制度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制度的积极效应和局限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设计。本文采用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对德国排污费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对控制污水排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特别是价格差模型使得对基准以下的残余污染的课税基本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也降低了费用效率性,因而通过排污费来进行污染控制的意义无法完全体现出来。基于这一分析结果,提出建议:第一,环境经济政策应该突破通过单一的政策分析来探讨费用效率性,要把重点放在通过精密的政策组合分析来达成多个政策目标上;第二,在今后的环境政策设计上,要明确地把分配问题缓和政策放到分析框架中的政策组合分析加以发展深化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上交的排污费吗——基于重点环境监控企业的经验证据

排污费是政府为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利益而制定的重要控制措施,但是很多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上缴排污费。基于企业寻租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对我国重点环境监控的上市公司有关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对企业获得政府环境优惠政策产生影响,并且与排污费成负向相关关系。监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环境监管机制,限制有政治关联背景人员的行为,在选定政策免征时制定完善的规则。

增加排污费征收途径的探讨

从立法、完善标准、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项目拓宽、吸纳国外先进经验及其他方面,讨论增收排污费途径的可行性,以供国家制定相关收费制度和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