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政策产出乏力的政策网络分析

政策网络是影响政策产出的重要变量。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控烟政策网络的演变轨迹和控烟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剖析了导致控烟政策产出乏力的原因。结果表明,控烟政策网络中存在议题网络和政策共同体的对抗。控烟议题网络促使控烟成为政策议题。在如何控烟及控烟强度的政策方案设计阶段,控烟政策共同体主导了控烟政策的话语权;而控烟议题网络的影响力较弱,致使控烟政策产出的作用力有限。因此,在面对价值抉择冲突的政策情境中,决策者要充分考虑各利害相关方的偏好和价值诉求,为冲突各方搭建理性的沟通平台,广泛听取网络中的建议和意见,从而制定更加细致和针对性强的控烟政策。

控烟政策的价值冲突及其协调

控烟是全球性议题。控烟政策中涉及的价值冲突影响了控烟政策的效果。这些价值冲突包括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的冲突、经济效率与公民健康的冲突、控烟议题与其他议题优先性的冲突、控烟工具与控烟效果不确定性的冲突。协调控烟政策价值冲突的关键在于明确公民健康的责任边界:烟草企业应积极履行卷烟制品的信息披露义务;政府的底线责任包括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保障吸烟者的吸烟自主权及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

重庆市公众对公共场所控烟政策认知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重庆市公众对控烟政策的认知情况,为比较控烟政策实施前后公众对控烟政策的认知情况提供基线数据。方法采用街头拦截式调查的方法,对重庆市主城区公共场所18岁以上的874名行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65.79%的被调查者听说过公共场所控烟政策;43.82%的被调查者通过电视了解了控烟政策;85.81%的被调查者对控烟政策持支持态度;吸烟者、已戒烟者、非吸烟者3类不同人群在"对二手烟的认知状况"、"对身边人群吸烟的反应"、"对公众场所控烟政策是否有效的态度"及"是否赞同公共场所控烟政策"等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吸烟状态"、"二手烟是否有害健康"、"是否有戒烟打算"、"如果公共场所实行全面控烟,您是否会考虑戒烟"是公众对公共场所控烟政策态度的影响因素。结论公众对控烟政策的知晓情况欠佳,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宣传力度;虽然多数公众对于控烟政策持支持态度,但对其预期效果却并不乐观。

从解构到重构:公共管理视阈下中国控烟政策分析

控烟是一项世界性的议题,它涉及公民个人福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烟民大国,控烟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也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政策议题。文章首先简要回顾国内外控烟政策,分析中国控烟政策发展历程和现实困境,试从公共管理视阈下对我国控烟运动进行解构,继而重构我国控烟的政策路径。

倡议联盟框架视角下的中国控烟政策变迁分析

使用倡议联盟框架对中国控烟政策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可发现在控烟的政策子系统中存在支持控烟和反对控烟的两大倡议联盟,而政策的变迁便在两大联盟之间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中渐渐发生。反对控烟倡议联盟在政策子系统中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根深蒂固的香烟社交文化是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果造成现有控烟政策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从推进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充分运用政策论坛、把控烟部门和烟草主管部门相分离等途径可提升控烟政策的实际效果。

从烟草成上交红利大户看某些控烟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环境烟气并不会对非吸烟者产生太大的健康危害，但是，反烟运动者仍不断地要求政府制定法规，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完全禁烟，增加烟草税收也是反烟运动者实施控烟措施的一项重要的手段。他们认为，因税收增加而增长的烟草价格可以减少烟草制品的整体消费量，但增税的结果却导致了假冒卷烟及非法烟草制品走私活动的加剧，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论政策工具的应用——结合中国控烟政策分析

作为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政策工具,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依据强制性——自愿性不同强度,可以分为三大类:管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结合我国的控烟政策,应用各政策工具,包括立法控烟、烟草专卖制度、规范烟草行业标准、社区控烟、非政府组织控烟、宣传吸烟危害以及利用税收和价格手段调节。

世卫组织建议中国实施更严控烟政策

据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表示，《20l3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的”应通过严格实施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更严厉的控烟政策，来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这一意见也适用于中国。在7月上旬发布的世卫组织（2013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展示了全球在减少烟草致死致病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过去5年中，世界范围内获得至少一种关键控烟手段保护的人口从1O亿增至23亿。”报告显示，很多国家仍需进一步加强行动力度，才能有效地应对烟草流行。”相关人员建议，中国若要实现到2015年的控烟目标，应加大力度。

世卫组织：建议中国实施更严控烟政策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日前表示，《2013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的“应通过严格实施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更严厉的控烟政策，来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这一意见也适用于中国。

浅析上海控烟政策的公共议程模式设置

自2003年我国签署《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生效以来,上海在全国的背景下,2009年拟定、出台了 《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草案）;2016年拟定《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 草案）》.政策的出台不仅要 结合国际背景、时代背景,综合当地特点,考虑执行可能,更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智囊团、民 间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作用发挥过程中,也着力于不同的议程模式.

中美两国控烟政策实施及效果比较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慢性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编号F17.2）,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1〕。为应对烟草流行的全球化,2003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一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不情愿的控烟运动:中国控烟政策的发展及其局限

中国既是产烟大国,也是世界上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公众的吸烟状况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对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乃至社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控烟运动和控烟政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的控烟运动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本文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和概念,分析了中国控烟运动疲弱的原因,并尝试提出推动中国控烟运动的政策措施。

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分析我国控烟运动

政策工具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由低到高,可分为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三大类。我国在控烟过程中对上述三种政策工具都分别有所应用。然而受到政策工具自身特点、非制度环境因素、资源因素等影响,这些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的影响各有不同。

中国控烟法律政策失效原因及对策

控烟考验政府管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法律的尊严。现有控烟法律政策的失灵,不能仅仅归因于法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吸烟行为本身的习惯特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造成控烟法规在日常实践中经常遭遇吸烟惯性行为的挑战。有效的控烟法律政策需要政府转变发展观念,维护民众健康权益,提高法律规制技术,根据习惯变化规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从而达到规制吸烟习惯的预期目标,使控烟法律习惯化,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新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秩序。

从政策工具角度分析我国控烟工作

政策工具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由低到高，可分为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三大类。我国在控烟过程中对上述三种政策工具都分别有所应用。然而受到政策工具自身特点、非制度环境因素、资源因素等影响，这些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的影响各有不同。

中国控烟政策无力

控烟专家近日表示，通过对“金砖五国”近年来控烟政策的横向对比研究后发现，中国的控烟力度最为薄弱。在其他金砖国家均大力控烟的情况下，我国控烟仍踯躅不前，前景令人担忧。据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介绍，我国控烟政策的薄弱，主要体现在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执行力度上。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探讨

[目的]对3地区(四川省绵竹市、江西省安义县、河南省新安县)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地区制定、执行此类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根据政策制定、执行过程和健康促进的有关理论,确定评价指标。通过文件阅读、知情人访谈、观察、拦截调查多种方法收集所需资料。[结果]政策制定方面,3地区均对决策层领导进行了倡导,得到了相应的支持,但支持力度相差很大;政策文本基本由少数几个人起草,组织讨论以及群众参与较少。政策出台方面,3县市均出台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出台时间相差较大,规定的监督执行部门不同,绵竹市确定市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安义县确定市卫生局,新安县确定县创建卫生城市办公室来行使监督职能;政策宣传的形式有差别,绵竹市没有专门开展针对政策的宣传,安义和新安均通过在公共场所张贴规定、通过会议传达规定、通过电视媒体宣传规定。政策方面,绵竹市未执行;安义县开始执行,但各公共场所所在单位没有相应的执行细则和执行人员,执行效果较差,新安县已经在全县执行,各公共场所所在单位基本有相应的执行细则,部分单位有控烟监管员且职责明确,执行情况较好。[结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政策的制定、出台以及执行过程中需要抓住几个关键要素,才能保证其顺利出台,有效实施。在政策的制定以及出台过程中,首先应了解本地区的原有控烟政策状况,及政策出台的相应程序;必须获得政府及相关领导和决策层的支持;应有领导和群众代表的充分参与;必须将法规内容充分告知公众。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广泛持续的宣传烟草危害,充分的健康教育是有效执行法规的基础;强有力的执行监督机构和执法监督人员,详细规范的实施细则。

2010—201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场所控烟实施效果评估

目的评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在公共场所的动态实施效果。方法于2010—2013年间,对上海市浦东新区部分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餐饮娱乐等6类公共场所进行重复横断面调查,观察并记录场所内各项控烟措施的实施情况及场所内的吸烟情况。结果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场所总体控烟宣传资料设置率自2010年的65.6%下降至2014年的41.0%(χ2=36.04,P<0.000);吸烟区设置率自2010年的64.4%下降至2013年的35.4%(χ2=51.09,P<0.000);无吸烟现象场所比例自2010年的55.0%上升至2014年的66.9%(χ2=8.29,P=0.040);吸烟人次均值自2010年的1.18下降至2013年的0.44(F=0.622,P=0.602)。餐饮娱乐场所4年来无烟蒂场所比例均低于80%,无吸烟现象场所比例均低于60%,为各类公共场所中的最低水平;其吸烟人次均值4年来分别为2.06、1.38、1.15和0.77,均为年度各类场所类型中最高水平,且呈现显著下降趋势(F=4.425,P=0.005)。全面禁烟场所无烟蒂场所比例自2010年的75.0%上升至2013年的87.6%(χ2=8.51,P=0.037);未发现吸烟现象场所比例自2010年的64.4%上升至2013年的78.8%(χ2=11.75,P=0.008)。结论《条例》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实施4年来,公共场所总体并未呈现显著的持续干预效果,但不同公共场所控烟效果存在差异性。

土耳其烟草生产及公共卫生政策分析

土耳其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全球重要的烟叶生产与供应国。随着外资烟草商的进入,该国内卷烟市场也趋向多元化,卷烟价格与档次也逐步拉开。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政府出台了多项较为严格的控烟措施。

巴西烟叶生产与卷烟市场及公共政策研究

得益于其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巴西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烟叶生产与出口国,随着跨国烟草公司的进入,国内烟叶与卷烟市场也逐渐趋向多元化发展,卷烟价格在政府多次提高税率之后也随之增长。为了抑制卷烟消费,政府还出台了卷烟零售价格的最低限价。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政府计划出台香味烟禁令以达到其控烟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