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来源视角下青海东部农村富民增收的思考与建议

提高农牧民收入是推动农村牧区富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近年来,青海省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幸福指数有效提升。但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仍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较低、增收难,城乡收入差距大。本文从青海省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及来源出发,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结合经济增长、区域优势等经济理论和农民增收诉求,从居民四大收入来源出发,分析青海东部农村实现富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

无地农民产生原因、收入来源与生存现状研究——基于河北省32个县的调查分析

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大量无地农民的产生,通过对河北省32个县、41个村、194户无地农民的成员构成、收入来源、权益保护以及所在地区政策执行程度及调整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无地农民产生的原因与生存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收回已经迁出人员土地、开发荒地增加耕地的数量、增加农民生产和生活支持力度、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相关对策,以解决无地农民的民生问题。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村居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多种举措增加城乡居民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建立并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业生产保障体系,不断优化收入来源结构,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的有效释放。

收入来源视角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是由多项收入来源构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通常是各项收入来源变动的综合反映。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0-201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作为农村居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同时保持家庭经营收入的优势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的结论与启示

笔者利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1997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改变时,工资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动力;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则具有乘数效应。笔者针对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形势,提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内需的相应政策建议。

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农民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方向各异,其中转移性收入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表明农村与城镇间的福利差距已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最为显著;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均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最不利于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视角的分析

本文运用GE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1984-2009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及其内部省际间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从收入来源视角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成为拉大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而家庭经营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两者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却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村地区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自然灾害对农户收入来源变化的影响研究——以西南民族贫困地区650户农户为例

【目的】分析自然灾害对农户收入来源的影响和导致农户灾后收入来源变化的主要因素。【方法】以对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家庭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自然灾害对家庭支出和生产资源的影响程度、农户的防灾手段和防灾减损能力对农户收入来源发生变化的影响显著。【结论】劳动力转移量与质并举,发展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组织,提高贫困地区防灾投入和防灾减损能力。

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的实证研究

收入来源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该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工资性收入决定着衣着、医疗卫生、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居住以及其他项消费支出;转移性收入则对家庭用品、文教娱乐、居住和其他项消费支出产生显著性影响;财产性收入主要影响食品、家庭用品和其他项消费支出;而经营性收入仅成为食品消费支出的显著性因素。第二,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广泛而显著,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或就地进乡镇企业工作获得的收入对其消费结构改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第三,经营性收入对消费结构作用有限,说明当前农村居民自己出资从事三次产业经营活动还较少,是未来政府部门农村工作的一个着眼点。

地方高校经费收入来源的拓展策略研究

经过近十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财政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发展,我国高校已进入外延规模发展向内涵质量提升的转变时期。而地方高校作为"扩招"的主力军,将面临更大的质量提升所需资金压力。拓展经费收入来源,改变经费来源两元结构将直接关系地方高校未来发展。文章从地方高校经费来源的现状分析入手,剖析其经费来源拓展的机遇,从政府、企事业单位、自然人以及学校自身四途径论述了当前地方高校拓展经费来源的策略。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变动趋势预测

基于1949-2012年我国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对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动情况和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了分析。采用趋势分析方法,结合农民收入的来源的统计数据,分析了1949-2012年农民收入构成变动趋势:即工资性收入比重呈上升、下降再上升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财产性收入比重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均呈缓慢上升趋势。给出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变动调整趋势为:农民工在生产密集型领域待遇提高,使得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进一步增加、农产品附加价值增加,使得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步提高、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及政府各项转移支付机制的透明,使得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步增加。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整体性与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199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大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食品消费与非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四大收入来源对总消费、食品消费与非食品消费支出的整体效应均呈现正向影响,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收入来源、结构演变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

家庭收入水平是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也是影响居民外出旅游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基于2000—2010年间我国31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和旅游消费的面板数据集,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基本特征并实证探讨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并根据动态偏离份额法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类型进行研究和划分的基础上,分类检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进各维度与旅游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有着相异的旅游消费需求影响,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动态演变各维度的旅游消费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与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升相关的区域增长分量具有明显的旅游消费促进效应,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东部省份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所引致的结构分量优势和中西部省份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关的竞争力分量优势则普遍呈现显著的旅游消费消极效应。这些结论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深层次原因,而且鉴于不同来源收入旅游消费需求倾向的差异,制定合适的增收政策促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常态的稳定性收入、实现收入结构合理化是破解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促进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有效途径。

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分解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讨论对组数据如何进行基尼系数的按收入来源分解。利用基尼系数的线性表述可以获得新的收入来源分解式，该分解式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分解式的第一部分为各个来源基尼系数的加权平均，第二部分为经济含义明确的调整项；二是由分解式导出的边际效应，可以判断各收入来源变化影响基尼系数的作用方向。文章利用2005～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数据，分析各收入来源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收入来源构成视角下陕西省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统计年鉴公布的近10 a的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模型为基础材料,从收入来源的比重方面对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较大,但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下降,甚至抑制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虽然较小,但发展潜力很大。据此,结合实证研究,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得出增加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