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宏深 谋划周详——鄂尔泰《改土归流疏》赏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民族关系和边疆治理问题。改土归流便是明清时期针对民族问题所制定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通过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制度,设立流官治理,促使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融入中华民族的主流。雍正初年,作为皇帝心腹重臣的鄂尔泰主持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改土归流疏》上于雍正四年(1726年),为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所上奏折中最为著名也极为重要的一篇[2],全文计800余字,中心突出、论述充分,可视为这次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制度变迁与民族关系重构——以鄂西南“改土归流”为考察中心

在中国民族史上,改土归流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改土归流的实施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向历史新高度。就鄂西南地区而言,改土归流之前,在“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禁令下,土民与汉民的交往互动受到阻碍。土司辖区在中央朝廷间接统治治理框架下推行“因俗而治”的管理策略,松散的治理空间为土司对封建王朝时叛时服、对治下土民肆意盘剥、对邻近非土司区域出兵袭扰以及各土司之间因利时常发生纷争留下制度空隙。雍正十三年(1735)鄂西南完成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政治调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文化演进消除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制度障碍,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互嵌发展。改土归流重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从清代改土归流看湘西土家族传统建筑的变迁--以永顺吊脚楼为中心

探讨了永顺吊脚楼从土司时代至改土归流后的建筑和文化变迁。通过文献资料梳理、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对永顺吊脚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发现,在土司时期,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与吊脚楼的房屋形制有紧密的联系,这一制度限制了吊脚楼建筑风格的发展。而改土归流后,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塑、商品经济的崛起和汉文化的深入融合,永顺吊脚楼的建筑风格和技艺以及土家族的居住习俗都经历了显著的转变。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土家族社会文化的演进,还提供了观察国家政策、经济和文化交融对地域传统建筑风格影响的历史案例。

湖南慈利改土归流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湖南省西部山同脉,水同源,民俗民风也大致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西部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慈利县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边缘,澧水中游,东北与石门县相连,东南与桃源县连接,西北与桑植县相邻,西南与永定区接壤,可以被看作是“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但就是在这个小县城,历史上也产生了很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例,对后世影响深远。

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改土归流使王朝国家疆域得以稳固、国家意志在改流区得以贯彻、对改流区民众的教化得以全面推行。同时,改流区民众与国家的联系加深、国家认同意识增强,各民族汇聚交融与和谐关系得以形成。这些变化实现了国家整体利益和改流区局部利益的双向同步增长,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改土归流对湘西苗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在长期的历史迁徙和生境适应中,苗族服饰不断演变发展。雍正四年,清王朝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对湘西苗族服饰文化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土归流后,湘西苗族服饰从款式、面料、制作以及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使得湘西苗族服饰更加实用,也更符合现代审美要求。

改土归流后生计方式的变化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湘西土家族地区为例

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实施的鼓励农耕、移民等政策,引发了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生计方式转变,即由传统的农林渔采等并行方式向以农耕为主的方式转变。这导致了资源利用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的背离,诱发了森林资源遭破坏、生物品种减少、水旱灾害频发等生态后果。这一历史过程表明,生态环境蜕变的原因并不单是利用过度的问题,也与资源利用方式上的失误紧密相关联。

清代改土归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从民族政策供给、土司制度设计和区域与民族实践等视角研究清代改土归流,呈现出成果涌现、领域拓展、方法创新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力争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统一,突出比较研究和现实关怀,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改土归流研究。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改土归流对鄂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地区在饮食习惯、宴饮礼俗、居住习惯、婚姻形态、基层社会组织、交往方式、信仰传统、思想教育等方面已形成特有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实施一系列社会生活改良措施:一是更新农业生产理念,强调生产过程管理,鼓励开塘积肥,重视水利建设,积极开垦荒地;二是规范婚姻礼仪,严禁同姓为婚、姑舅表亲、童婚等,肃清悔婚和随意结亲行为,整顿女家外戚干涉婚嫁;三是倡导祭祀祖先,提倡在居室正中奉祀祖先木主,并由绅士阶层率先践行示范;四是严禁民间巫术活动,劝诫民众切勿参与巫术活动,肃清“罗神邪教之家”,依据清律严惩巫术活动组织者和责任人;五是普及礼义教育,遍设地方官学,提倡乡里义学。这些举措推动了地方生计农耕化、社会交往扩大化、社会生活礼法化、岁时节令一体化、祭祀活动多元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是主流“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的目标导向,促进了鄂西南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全面融入更宏阔的历史进程中。

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研究——以上思州和养利州为重点

利用地方志、碑刻、文书等资料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的大致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的实施范围有限,推行过里甲制度并建立里甲组织的有崇善县、上思州、养利州和西林县。里甲制度在改土归流地区的推行,显示出朝廷在边疆基层社会组织上构建“大一统”局面的努力。上思州和养利州的情况分析展现了王朝制度和地方传统互动的生动方式,也彰显了地方传统的顽强生命力。研究证明,上思州和养利州都是在“田无顷亩”情况下推行里甲制度的,按照粮额摊派赋役,这堪称里甲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项创举。上思州的里甲组织彻底贯彻了地缘原则,具有按村落编制里甲的特点。这与东南地区不按村落编制里甲的倾向具有明显差异。对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实施情况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时期广西改土归流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趋势的认识,对当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剿抚方式的灵活运用:论雍正朝改土归流的策略差异

雍正朝推行的改土归流,具有规模大、涉及面广、效果明显、影响深远等特点。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之所以取得成功,既有目标明确、策划周全、善始善终等方面的原因,也与清廷奉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并根据改流地区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的策略有密切的关系。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可分为以武力镇压为主和以笼络安抚为主两种方式,每种方式又包括若干亚方式。以武力镇压为主方式的代表,是对东川、乌蒙、镇雄以及新辟苗疆地区的改流;以笼络安抚为主的方式,其代表是者乐甸、泗城以及澜沧江地区的改流。

制度变迁视角下清代羌族地区改土归流与经济发展的探讨

清代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传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考察改土归流与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现改土归流这一制度变迁,背后是羌族地区内部推动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和中央政府外部拉动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土归流为羌族地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以及更便利的对外交往途径,这些都促进了羌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试论改土归流后流官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治理——以永顺第一任知府袁承宠为例

清雍正时期,对西南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之后,作为永顺府首位知府的流官袁承宠强化对永顺府原土司地区的地方治理,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措施,如“服饰应分男女”化导土民“分别服制”,首建永顺学官、推行儒学教育,“题定府县学名额”等等。这种文化治理的成效十分显著,促进了原土司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加深了原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认同,实现了原土司地区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明初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与当时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快速传播紧密相联,是“大一统”价值诉求的使然。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削弱了田氏土司的势力,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地区的统治,对黔东地区乃至贵州全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助推器,是黔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是黔东地域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研究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考论

目前"改土归流"研究成果中,"改土归流"进程问题(即何时起始,如何发展,何时完成等)尚未得到深入剖析与一致见解。其症结在于"苗疆"区域内"土"、"流"政区设置并存问题的长期性及复杂性。自秦汉时代开始,包括"苗疆"在内的湖广地区已全面推行州县建置,并长期沿续。至元明时代,土司权益得到官方认可,与"流官"政区并存,直到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湖广土司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被整体"忽视"到被重新认可,直到最后全面改制的曲折过程。因此,运用"全域性"与"长时段"的视角重新审视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对于南方土司沿革以及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