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大选看印尼政党政治新特点

“五合一”的2024年印尼大选,是印尼民主改革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将对印尼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佐科总统执政近10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佐科时代”。在佐科总统鼎力支持下,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取得大选胜利,从中彰显了“佐科效应”。在本次选举中,年轻选民约占选民总量的52%,成为影响大选走向的“风向标”。此次大选也呈现出总统和议会选举选票分离、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化同步加速、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上升等新特点。总的来看,印尼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政党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独自承担起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重任。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情况下,恩格斯强调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定党纲,发挥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同时维护党的权威,要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和创新方式,既坚持铁一般的纪律同时又要进行适时调整等方面为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解决“如何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政治方向指引。这些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转型目前尚未完成,但已在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三重结构性维度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并渐趋清晰地预示着未来方向,为我们观察2024年美国大选提供了分析框架。就两党政治结构而言,传统极化视角已无法勾勒其全貌,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成为理解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共和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从理念到派系的重塑效应推动该党基本完成了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就民主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的博弈成为近年来该党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而随着拜登退选和哈里斯崛起,进步派及其理念将可能引领民主党的转型方向。上述结构转型逻辑驱动2024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力量重组等方面表现出新特点。以此为背景,美国对华政策也将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将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

变乱交织促演进新陈代谢催变革——2023年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述评

2023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秩序新旧交替,量变到质变趋势日益凸显,催动世界政党政治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在部分国家,传统政党面临的挑战增多,持非传统立场的政党及新兴政党趁势崛起、影响力有所扩大。一些政党内部斗争加剧,政党之间持续较量,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悄然改变政党政治的运行环境。整体来看,世界政党政治格局失序失稳、“变散乱”的一面愈发突出,同时在深度调整中面临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莫迪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

2024年印度大选是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关键节点。相较于国大党执政和印人党执政时期,“莫迪3.0”时代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态上,从印人党一党独大到政党联盟回归;政治参与上,从政客崇拜到理性选择;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选举策略上,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全方位介入。背后的原因既有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矛盾,也有大国崛起叙事与国内群体割裂的矛盾,还有对外扩张雄心与国家实力不足的矛盾,以及政治“宗教化”与多元文化传统的矛盾。这些新变化不仅使印度的联盟政治回归、莫迪光环褪色,民粹情绪升温、政治极化加剧,还会促使印度紧跟“印太战略”、维持“倚美制华”,将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印度政党政治走势反映出,以不同的方式执掌、参与和影响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发展状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符合国情的政党政治制度,彰显出巨大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我国要坚持制度自信,汲取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成果,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政党政治理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党政治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作用,体现为理论引领、历史因由与范式超越理路的具体演绎。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从思维方法、建构主体与领导核心三个方面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文明发展中的实践方向。而在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政党政治有着引领后发国家政治文明先发跃升和推动文明整体性发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面对文明发展的西方困境,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实现了现代文明建设的底层理念变革、人民主体赋能和政党优势转化,从而回答了文明“如何建构”“由谁建构”“谁来享有”“如何趋优向善”等基本问题。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再审视——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

拜登上台执政后不考虑重返TPP而是另起炉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政党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形成的政策偏好、斗争妥协以及政党内派系分歧等共同塑造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内容。“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出既源于共和党极力反对下美国重返TPP陷入被动的国内现实,也与民主党内激进派势力的施压密切相关,还是拜登政府谋取中期选举成果和竞选连任的产物。未来“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落实须平衡好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民主党激进派、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和利益集团等三种力量的压力。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国须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波兰政党政治嬗变中的多重性叙事与多向性趋势

自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波兰政党政治发展大致可划分为碎片化时期、左右翼轮流执政时期、右翼独揽权力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在新的政党竞争模式下,波兰各主要政党的纲领、选举议题、议会内辩论以及政府施政,始终被一些“元政治”问题所主导,波兰政党政治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多重性叙事。在政党政治发展场域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波兰的政党格局、选民支持基础、政治思潮以及政党政策主张出现明显的多向性趋势。

习近平对列宁政党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政党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视角

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其演进发展事关政党的存续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重要的理论源头与早期建设者,列宁政党文化思想较为系统完整。作为当今时代潮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峰,习近平关于政党文化方面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理论宝典与根本依循。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习近平对列宁政党政治文化思想、政党思想文化理念都进行了因应时代要求的坚持开拓、总结提高。在立场、纲领章程、政治纪律规矩、指导思想、宗旨思想与阶段性目标思想等方面与列宁相比都取得了相应进展。

结构、议程与整合困境: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

刚刚落幕的2022年中期选举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将给选后美国政党政治的走向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政党政治的结构、议程与整合三个方面。就结构而言,以两党极化和党内分化为特征的政党政治“双重极化”将进一步加剧。就议程而言,“经济优先”与“文化战争”两大核心议程间的张力会愈发显著。就整合而言,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会出现更大的整合困境:民主党内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以及共和党内“特朗普化”与“去特朗普化”之间的较量将更为复杂。政党政治结构、政党政治议程与政党政治整合揭示了美国政治乱象背后的逻辑主线,也表明自2016年大选开始,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开启中长期意义上的转型重组进程。美国政党政治的乱象集中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弊病,尤其是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使国内治理赤字不断上升、政治民主质量显著下降,并且这些乱象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预为之谋。

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背景、内涵要素和价值意义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党的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党政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不同国家社会政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实现民主的具体道路也不相同。用中国民主话语体系论说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性的价值取向、过程性的显著特征、全面性的实践要求,分析它赋予民主概念以具体内容和所扩展的民主形式,其价值意义在于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权。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政治相互契合,创造了人类民主新形态,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动因

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使其政党政治出现五重变化,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族群和多元政党制度并存、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东马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和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这些新变化折射出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人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反腐败进程持续深化、东马自主意识的强化和仇恨政治的推波助澜,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前西班牙政党政治转型特征与发展态势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交替执政是西班牙政党政治的基本特点。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丑闻、地区分离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西班牙社情民意发生深刻变化,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左翼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相继兴起,左右翼主流政党主导的格局受到冲击。2023年大选后,西班牙政党格局碎片化有所缓解,但左右阵营极化和央地矛盾尖锐化仍然突出,组阁僵局再次出现。随着政治力量对比和执政合作方式不断演变,西班牙传统政党和新兴政党、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性政党之间的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

当代日本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态势的演变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各国民粹主义盛行,日本作为主要发达国家之一亦不能幸免。但由于日本本身的历史和现实特性,其民粹主义表现形式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不同。日本思想文化上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以及当代日本政治上施行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经济上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都是日本民粹主义得以产生和流行的基本条件。当代日本民粹主义的基本形态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既有政党政治与民粹主义型政治家的并存;二是地方政治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三是产生“令和现象”,即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登场;四是所谓“中间层”的弱化及“失去的一代”的生态成为民粹主义的民意支持基础。而当代日本民粹主义流行的结果在于较大程度地改变了日本政党政治的态势,可能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政党政治角度看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

美国当前正面临多重危机,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美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特别是美国政党政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与美国当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透过政党政治这面棱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面临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反过来,透过这些危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清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弊端。

比较视野下中国政党政治的话语建构

政党政治是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价值理念和观念认知塑造的重要载体。对于中国政党政治而言,中国独特社会政治结构是塑造其内在特征的关键要素。从比较的视野去把握中西方政党政治区别是准确把握二者差异性的重要方法,也是增强中国政党政治解释力和说服力重要途径。中国政党政治在其内涵、过程和效用上,都与西式政党政治有着显著的差异性。政党政治是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路径,建构中国政党政治话语的重要基础,也是确立中国政党政治话语的重要依赖。

英国政党政治“新共识”与英欧关系走向

后“脱欧”时代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经历了渐进式寻求再平衡的阶段,而2022年英国政局动荡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内外政策上出现务实转向,工党则采取相对谨慎的立场应对变局,英国政治中“苏纳克—斯塔默共识”的端倪初现。当前,英欧接近、妥协、合作的态势有所加强,达成了关于北爱尔兰贸易问题的“温莎框架”协议,在政治安全合作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一政策变化仍呈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特征。英国对欧政策与英国政党政治变化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苏纳克—斯塔默共识”的实效性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

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决策的政党政治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澳关系存在问题较为突出的领域,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拒绝和否定既是中澳关系恶化的表现,更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视角来看,联盟党和工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认知以及这两大政党围绕“一带一路”的辩论和博弈最终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决策。作为执政党,联盟党对美澳同盟的重视和对中国的疑虑使得其对“一带一路”怀有较强的戒备心理,随着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加剧,其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强化,对“一带一路”的抹黑和批评升级,并最终撕毁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作为反对党,工党对联盟党政府的决策没有形成有力的制衡,相反,其自身立场也在不断后退,导致澳大利亚最终走向与“一带一路”对抗的一边。

政党政治数字化变局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调适

数字技术正深度嵌入到西方政治的运作之中,数字革命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媒体化、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与极化,加剧了政党格局的碎片化。面对变局,作为西方传统左翼大党的西欧社会民主党迎来了艰难变革期,在扩大参与、吸纳党员、制定竞选策略等方面尝试应用了一些新技术,积极调整以适应技术政治新环境。西欧社民党的这些措施尽管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对手相比稍显落后,其数字化之路仍面临诸多外部限制和内部掣肘。政党政治数字化反映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西方政治的宰制,社民党唯有提高网络运用能力、加强政治话语和数字议题等方面的调整,才能在变局中站稳脚跟,以自身革新推动左翼力量的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