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基本经验与关系再造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持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从2001年起接连多轮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放管服”改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主攻方向。总结历次政府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坚持政府体制改革与市场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的发展道路以及坚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等,而这一切又集中表现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再造,即通过“三个清单”制度,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通过一体化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实现政府职能的持续转变;通过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数字政府建设,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聚焦制度与机制的体系化运行,创建基于“高效办成一件事”,融“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体制模式。

《比较政府体制》教学的新视角探索

比较政府体制的教学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比较研究为新视角,改变传统的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法。同时在中西方政府体制比较教学研究中,认真设计比较论题,使学生掌握中西方政府体制的构成、运行机制、异同及国情背景,把握中西方政府体制的变革趋势。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60年来政府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

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政府间职责权限的合理分工,是考察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两个重要维度。从全能主义国家向法治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三元鼎立,从中央高度集权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统一转变,是60年以来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的基本趋势,政府角色的转型则构成这一变迁的中轴逻辑。新形势下的政府体制改革需要确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整体性思维,以明确政府转型的战略目标与现实路径。

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

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客观空间和动力,探讨了它在坚持与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论述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域中的政府体制创新

我国的政府体制创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为指导,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依据,在国家、社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中正确把握其基本定位,实现我国政府体制创新的三个不同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在政府权力来源上,政府不仅是民本政府而且是民主政府;在政府职能范围上,政府不仅是有限政府而且是有为政府;在政府运行效益上,政府不仅是廉洁政府而且是廉价政府。

美国地方政府体制的“碎片化”评析

美国地方政府体制的“碎片化”,是地方政府数量庞大、功能重叠、边界不清的形象称谓。多元民主理论认为它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公共选择理论则将其视为表达公共经济领域中消费者偏好的制度工具。另一方面,碎片化的地方政府体制所产生的整体效益低下、部分地方政府民主程度与效率不够、以及无力应对社会问题等弊端,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权利与权力的辩证——试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法理基础

权利与权力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法理的角度讲,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应当建立在以权利制衡权力和以权力服务权利以及二者良性运作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区域发展状况与政府的体制变迁密切相关。区域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自在状态”,而区域不协调发展则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为状态”,也是对“元制度预设”价值目标的“偏离”。通过一元回归模型y=-ax+b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区域不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是“行政主导下的板块式经济”,但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体制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复合行政”,其运行过程受到政治效率合法性、组织效率合理性和职能效率有限性的制约。

美国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与政府体制改革

自 2 0世纪初以来 ,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十分迅猛 ,郊区政府实体急剧增多 ,造成了美国大都市区政治上的巴尔干化 ,从而为解决大都市区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决巴尔干化所造成的问题 ,美国学术界乃至政府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 ,许多地方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目前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包容性增长”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体制改革研究

"包容性增长"理论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即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让改革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论与政府体制改革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指导下,政府体制改革应转变政府发展思路,推进大部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与责任体系——以法治为基础的责任化政府体制建设

决策主体的职权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两大内核,决策职权和责任的分离或失衡,必然会造成决策主体行为的失当。规范、科学的政策评估不仅是政策过程的关键一环,而且也是迈向高质量的政府决策的必由之路。责任化政府体制是现代公共政策评估的制度性前提,责任化政府的建构,应该成为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基础。在未来的行政改革中,应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责任化政府体制建设,推进公共政策评估的制度化,促进决策主体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同时注重发挥社会监督的途径,共同推进公共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

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逐渐衍生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形成潜在新秩序,就转而向公共权力提出体制变革需求,进而要求国家法加以确认;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对社会新秩序进行确认时,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元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之“公共选择”过程。

现代西方国家监督政府体制所蕴含的理念及其启示

现代西方国家的监督政府体制所蕴涵的理念包括权力制衡、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法治等重要思想,它们对完善我国监督政府体制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监督政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将现代民主和法治思想的启蒙运动与监督体制的落实和制度化有机结合起来。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如何既从现代国家角度和我国国情出发,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使自上而下的中央行政体制与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有效对接,又能把乡镇建成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一级政府,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首先,应充分认识乡镇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次,必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第三,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略论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的相关性--对我国台湾政治实践的思考

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关联是当代选举制度研究的主题之一,但论者大多忽略政府体制在其中的桥梁作用。本应催生出两党体系的相对多数选举制在台湾只促成了两大政党联盟,理论上特别照顾小党的旧有立法委员选举制度下却形成温和多党体系,原因就在于两种选举制度在双首长制的政府体制下相互影响。相对多数选举制借助于新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组合,严重挤压了小党的政治空间,使台湾朝向两党体系发展。台湾经验可以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于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相关性的猜想。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