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还是纵向?政府参与与企业创新发展——基于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2011年中国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数据,从横向参与和纵向参与两个维度深入研究政府参与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不仅考察政府参与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还探讨横向参与对纵向参与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揭示政府参与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复杂机理。结果发现政府参与并非总是与企业创新发展正相关。基于纵向参与的研究表明,政府参与的机构数与企业创新发展正相关,而经费投入作用不显著;基于横向参与的研究表明,技术交易市场活跃度与创新发展正向相关,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创新发展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纵向政府参与受横向政府参与的调节影响,对企业创新发展影响不一致。

数字赋能、政府参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收集了安徽省2012-2021年的统计数据,根据“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城市数字赋能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数字赋能、政府参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素养建设水平均能显著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政府参与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数字素养建设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可为数字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政府参与和中国企业OFDI行为——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受到全球学者的高度关注,一些外国学者开始从制度视角对中国企业OFDI现象进行分析,试图探究企业OFDI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本文立足于对文献的系统梳理,从资源观和制度观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对政府参与和中国企业OFDI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参与和作为制度主体对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上。同时,政府参与会影响企业OFDI的意愿和能力,反过来,企业可以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获取有利于国际化的资源和政策环境。

政府参与下核证减排量质押融资演化博弈

碳资产质押融资对缓解中小控排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企业骗贷行为、银行参与性不高等现实问题导致碳资产质押业务发展缓慢。针对此问题,引入政府的激励政策,构建企业-银行-交易中心演化博弈模型。以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s)为例,探索碳资产质押融资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路径,从多主体角度寻找有效激励措施。基于仿真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相较于单个主体参与意愿的变动,CERs质押融资中企业和交易中心双主体参与意愿的同时变动对银行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政府处罚措施对企业和交易中心合谋骗贷行为的产生具有抑制作用,且加强对合谋骗贷中企业的惩处力度能更快推动CERs质押融资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发展初期,相较于无政府参与的情况,政府激励措施能有效提高银行的参与意愿,降低企业欺骗意愿,且风险补偿机制比风险分担机制能更有效地帮助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政企关系问题的本质: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

从政府自身的角度界定政府范畴,并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参与等基本概念,从而揭示出政府参与二重性及其外化的原理。政府参与具有二重性,即政府的公共利益性与自身利益性。政府参与的二重性作为政府参与的主要矛盾,总是通过具体的实践表现出来,表现在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政企关系上。作为企业投资者的政府参与的二重性的外化过程就是政企关系特殊化的过程。政企关系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到复杂,正是作为企业投资者的政府参与二重性的不断外化的过程,国有企业政企关系问题的实质正是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

政府参与下的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机制探讨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现状的分析,得出对于构建政府参与下的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机制的启示,明确政府在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机制中的定位,从保障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再利用机制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公共选择与政府参与

文章从公共选择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所体现出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探讨了农地流转政策历史沿革及其所体现出的政府偏好,并对于政府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进行了研究。文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政府的成功介入需要一定条件。

政府参与如何通过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中国创新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基于制度观视角,以2008-2011中国科技部数据库中400多家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考察政府参与在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参与主要通过知识渠道正向调节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发现,隶属于较高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更易获得广泛的政治资源,从而实现更好的创新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可以从有效配置政府创新资源方面着手,促进企业通过外部知识搜索实现创新绩效提升。

规范政府参与立法的边界

现行立法体制下,政府是重要的立法参与主体。当前立法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府由参与主体转变为主导力量,并将自身的利益偏好反映到立法当中,影响了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规范政府参与立法的边界,具有抑制部门利益法制化、促进立法公正、完善人大主导型立法体制等重要意义。政府需要在立法工作中转变思路,坚持精立多修的方针。建议从法律法规主管部门的设置、法案起草中行政强制性的管理条款设置、关于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等方面规范政府参与立项和法律、法规起草的行为,并为政府及其部门参与立法设立必要的责任和激励机制。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及各主体风险分析—以政府参与度为线索

本文以分散风险为出发点,以政府参与度为线索,通过对中国各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模式及其风险承担主体进行比较分析,提出风险低、操作性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

政府参与、创新要素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洛阳市15个产业集聚区的实证研究

创新要素投入和政府参与是影响产业集聚区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聚焦于企业要素投入与政府自身的影响,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洛阳市15个产业集聚区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而政府研发参与也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投入与政府参与存在替代关系,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融资资本投入与政府参与存在互补关系,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型要素投入的政府参与对集聚区企业绩效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资本型要素投入的政府参与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发现产业集聚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制定集聚区提质转型创新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也为企业管理者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新的启示.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行为的国际比较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评估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高等教育,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行为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和路径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各异,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行为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本文介绍了国外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三种主要行为模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行为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本文认为可以在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引入多元评估主体,制定多元评估体系,开展元评估活动等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行为。

基于创新需求特性的政府参与行为选择及影响分析

科技创新中需求特性不同,政府的参与行为就不同,其通过行为选择对经济体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采用收益分析法,研究科技创新的不同需求特性、政府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科技创新需求目标的模糊化,政府的参与强度不断下降,为获得更大的创新收益,由参与科技创新转向服务科技创新。同时发现,基于经济体挤出效应与溢出效应的对比,政府和市场可以合理分配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政府参与问题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参与的金融支持。政府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是有边界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政府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有效路径是完善和优化金融交易结构,促进市场有效率地运作。政府参与的边界和具体方式因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创新活动和资金需求不同而有差异。

中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

在分析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母国制度因素和政府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OFDI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企业OFDI为例,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和分析了中国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两类变量与O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表征制度质量的法律与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等四个基本因素和表征政府参与的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两个变量均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增长对OFDI有的影响是正向的,汇率和出口依存度对O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据此,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体系等来化解国家经济风险的不利影响.

政府参与下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探究政府参与下知识密集型企业产权侵权与保护的策略选择机理、影响其选择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政府与产权拥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同时引入潜在侵权者作为第三方博弈主体,揭示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演化路径和均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满足相关参数范围,可以使博弈系统演化至理想稳定状态;政府惩罚力度、潜在侵权者侵权收入以及侵权赔偿为强敏感性因素,产权拥有者申请产权保护成本为弱敏感性因素。据此提出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与赔偿力度,产权拥有者要提高其关键技术的复制壁垒,在经费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可合理提高对产权拥有者进行产权保护的收费等对策。

市场需求、政府参与和产能利用率——对我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产能利用率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棘手问题。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两个基本手段研究了政府参与和市场需求对提升我国产能利用率的作用特征。研究发现:现阶段,在我国的主要行业中,政府参与在产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产能资源的配置方式更突显为一种政府主导的方式,而对正在成长中的市场需求来说,目前仍需要依靠政府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配置产能资源的有效作用;然而,伴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和政府职能的逐渐精简,市场需求在提升产能利用率过程中将会呈现出一种正U型态势,即市场配置产能资源的能力会不断增强;而政府参与则呈倒U型状态,即政府调控产能资源的能力会渐趋减弱。

政府参与的理论探索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通常把政府看作是与市场相对立的、经济运行之外的特殊主体 ,强调政府的干预、管制等特殊作用。事实上政府作为一般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与其他经济主体平等地构成各种经济关系的微观经济行为。政府参与的合理范围是 :市场失灵的领域 ,自身运转的微观经济行为 ,合法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延伸。政府参与的微观经济效应包括 :示范效应。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羌年实践为例

羌年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12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先后参与考察了邛崃油榨乡直台村、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阿尔村白家夺寨三地"羌年"的节日活动。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并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政府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事实表明,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