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然后基于2007—2017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创新效应,意在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府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所驱动。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创新质量差异:在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和人均福利性支出更多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激励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技术支出会同时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创新活动,而福利性支出只促进低质量的创新活动。

政府支出管理、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

积极有为的政府支出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与调节经济波动的中国经验.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如何继续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从政府支出结构与消费和投资需求结构存在显著差别的特征事实出发,建立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结构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合中国经济数据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中国政府支出通过需求结构渠道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下降和政府投资率上升会提高工业比重,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且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新发展阶段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如何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看病贵”与政府支出——基于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视角的分析

“看病贵”意味着医疗卫生资源转化为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高,有限资源下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公众健康需求,从而直接影响健康中国建设。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卫生需求爆发式增长,将形成医疗卫生体系的额外压力,加剧供求矛盾。基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视角研究“看病贵”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增加卫生支出会通过加剧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而加剧“看病贵”问题;只有将增加政府卫生支出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真正缓解全社会“看病贵”问题。因此,应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优化政府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方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重塑医疗卫生服务治理模式,构建专业化治理模式,系统性重构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人才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论我国政府支出的管理策略

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行使职能,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政府有恰当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科学合理的支出结构。转型时期我国的支出规模和结构都面临着调整和变革。本文认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立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各自的立场和职能为基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强政府支出的管理。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区域性差异——基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视角

政府支出的扩张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消费,学界对此研究的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并把这两种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两种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政府支出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因此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政府消费率的关系曲线可能为U型。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分地区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均促进了居民消费;从总体来看,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分析则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地表现为东部地区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关系为U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存在差异所致。因为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需要合理确定消费性政府支出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合理的政府支出结构才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当今,我国坚持扩大内需,以政府支出拉动消费,用政府“紧日子”换取老百姓“好日子”。深入探究各类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为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及相应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建议。本文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应用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文教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负向作用。因此,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压减经济建设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行政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有利于居民消费提升。

政府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

政府支出影响着一国社会的发展路径 ,因此探求一国政府支出的决定因素或规律有助于科学地确定政府支出结构 ,从而从政府支出角度给社会有序地推动。文章在占有大量数据及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 ,对此作了系统的探讨。

政府支出的构成、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福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基于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本文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对于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相对而言,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3)相对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并且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

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均是挤出的;政府投资支出则是挤入的。从政府支出的功能性质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只有其他项目支出在长期上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在短期上是挤入的。

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Diamond模型对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80～2005年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经验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公共投资则挤入了私人投资，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长期和短期都挤出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支出长期挤入了私人投资，短期挤出了私人投资。

政府支出规模、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效应

传统的产业发展阶段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不同变迁模式。本文从政府支出规模、生产要素积累这一新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世界上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基本结论是,政府支出通过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积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对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产生消极影响。但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体系形成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的原始积累能力,政府支出只对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实证检验结论为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提供了有力解释。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研究

本文在家庭和政府资源约束情况下,最大化国家效用函数,分别得到了平衡增长路径中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和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根据"巴罗法则"进行经验研究,得到我国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8.5%,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21.7%;根据模型的结果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效应分析——基于TVP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时变参数(TVP)模型对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总支出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对城镇的影响大于农村。分类支出上,政府行政性支出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负向作用;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先产生正向作用,但最近几年,产生一定的负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从1990年后一直产生正向作用,且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有逐渐趋同趋势;政府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一直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高于城镇。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是理论界最近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在诠释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最后针对地方政府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出相关建议。

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

基于1978-2007年的中国宏观数据和VAR模型的研究发现一些经验事实:总产量、社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正向冲击反应为正。由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可能是解释这些经验事实的重要因素,于是,本文主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尝试将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构建模型、经济模拟,以解释中国总产量、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对政府支出冲击响应的经验事实。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

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研究

运用协整理论等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政府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国债融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与投资支出相比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