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与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农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较早兴起的分支学科,其兴起过程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支持。本文考察了美国内战时期农业部的成立及其科学化风格,进步主义时期“乡村生活委员会”与农业农村社会学的诞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的专业化领导与知识生产,分析了美国政府机构对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意义。研究指出,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开始干预农业农村事务,初期形成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施政风格,由专家学者担任部门机构负责人,此后广泛与各院校开展合作协议,培养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拓展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开展农业农村的服务活动,不仅促进了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也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数据。

工作分析在政府机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政府机构的组成较为复杂,涉及多个部门与人员,区城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决于政府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日渐紧密的状态,人力资源管理是政府机构在日常经营与管理中涉及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该项工作的受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应用工作分析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先进单位提升管理质量与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政府机构可利用恰当应用工作分析技术的方式,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工作分析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注重跨部门协作等策略促进政府机构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工作分析,促进政府发展。

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建设刍议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承载体;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政府机构职能的健全与否是关系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政府机构职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在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中应坚持党的领导,以确保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正确;继续深化行政机构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明确部职能,从而推进政府机构职能的优化协同高效;继续加强“放管服”改革,不断拓宽“放管服”改革纵深;继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建设是法治政府建设首要突破口,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事关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地方政府机构的结构转型——发展政府执行性机构的思考

减少决策性机构 ,发展执行性机构 ,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执行性机构有特定的建构要素 ,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和灵活多样的特征。地方政府机构的结构转型 ,有利于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有利于机构改革顺利实施 ,与国际性的行政改革接轨。发展执行性机构 ,要建立适距控制的宏观机制 ,完善和深化绩效评估机制 。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难点及突破

1999年7月23日,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标志着在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朱镕基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关于机构改革的精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相衔接,保证政令畅通,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以新的理念指导中国政府机构改革

目前,在关于机构改革或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小政府、大社会"理论成为主流话语.有关报刊、网络、会议、领导讲话等都把它作为一个不容质疑的指导思想,无论是中央政府机构改革,还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都要贴上"小政府、大社会"的标签,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优现实选择,才能够实现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但是,至于什么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一理论的正确内涵应该是什么,大家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一致的看法.

因地制宜 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外部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自身现代化的浪潮，既对中国政府机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给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吃饭财政”的局面，１９９８年，中国中央...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美国政府机构内部控制的发展及其启示

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内部控制是公共受托责任的基础,是成功公共财务管理的关键。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内部控制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吸收了COSO框架和SOX法案的精神,日臻完善。目前,我国政府中央部委的业务管理控制、决策控制、内部控制监督、内部审计机构等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改革与完善。可从建立政府内部控制的法律法规基础,强化政府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责任,建立恰当的内部控制标准等方面着手,构建我国政府机构的内部控制体系。

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

经过近30年6轮的机构改革,今天中国的政府机构与编制设置状况以及政府过程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服务市场经济建设、机构改革思路、公务员规模控制、制度化和改革技术细节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机构改革也遗留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央机构改革没有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党群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内部结构调整、政府过程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应努力通过适当拉大改革周期、重新确定机构改革目标、加强政府职能分类分层次指导等途径,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更具实质的阶段发展。

县级政府机构设置探析

近年来的机构改革,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成为一个焦点,其原因:一是县级政府是每次机构改革涉及的最基层一级(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一般单独安排),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完成标志着本轮改革的全面完成;二是在每轮改革中,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任务最重,对于逐级压缩限额省、市、县都高度关注,基层干部关注度更高,事关每轮改革的成败.自从新一届政府提出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两个只减不增”的管理目标以来,县级政府机构的多寡与增减再一次被推到管理前沿,因此,在新的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很有必要对县级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研讨.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理性历程——基于政府机构改革阶段性特征的研究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脉络为线索和视角,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把机构改革分成四个阶段,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政府机构改革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机构改革阶段、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机构改革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机构改革阶段。对历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一般性特点做出简要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政府机构改革的理性历程是重构、再造与继承、接续的统一,是阶段性、跨越性与稳定性、连续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理性进程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和启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经历了三大阶段共七次改革。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机构设置,做好编制管理,完善运行机制,提高行政效能。政府机构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机构配置,从精简机构进到理顺权责关系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推进;二是择选指导理论,从服务行政理念到整体治理理论;三是遵循核心逻辑,从精简优化机构到划分权力边界;四是把握关键环节,着力制度构建、职能转变和编制管理。

境外主要政府机构、政要及国际组织在华“微传播”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新浪微博作为目前中国国内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微博网站,给众多境外政府机构、政要和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普通网民以及对华进行微传播的平台。以境外主要政府机构、政要及国际组织入驻新浪微博的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探析这些组织和个人在华的"微传播"现象,总结其"微传播"的特征和经验。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60年

本文回顾建国60年以来政府机构变革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同时结合中共十七大的报告,探究这60年改革之路上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由于政府机构改革或者说组织结构的调整是非常复杂而又成本巨大的变动,其结果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主张在政治改革及机构变动的过程中,应该在理论研究上提倡积极的探索,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必须强调小心谨慎地进行。但无论指导思想还是改革实践,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领域中各个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