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与“落后”“边缘”“殖民”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现在,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对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中的霸凌行径说“不”,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不平等的“基石”,旋转其“中心—边缘”“居高—临下”倾斜的框架。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确定了两个前提:传播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四方面素养:智慧、思想、风格、知识。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政治传播者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功或失败所左右。传播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

戏剧中的共和观念:“布鲁图斯”在16-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政治传播通过传播形式达成政治性目标,即形成政治权力的观念之维——意识形态。戏剧,不仅是剧作家个人观念的表达,亦是社会中民众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英国现代国家建构前期,莎士比亚对布鲁图斯的戏剧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的政治洞察。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初步生成了后世意识形态的内核理念。在法国现代国家建构之际,伏尔泰对布鲁图斯戏剧的改编呈现出法国独有的反抗性与悲愤感,并以颇具法国趣味的父权叙事、伦理冲突框架进行故事编排,这些传播特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进一步激进化。英国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政治之公民服从目标的达成,具备大众生成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辨认事先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观念,观念影响智识性的政治思想,进而可能简化为意识形态表达。如此,政治传播才能实现自发传播。法国案例则表明,政治传播有必要克服现代性政治中因传播泛化而可能导致的阴暗面。

中韩电影中的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基于政治传播的视角

电影通过将政治信息故事化并糅合到国家叙事文本中,从而塑造着国家形象并传递其政治价值。当前韩国电影影响力攀升,中韩电影创作从叙事文本与价值立意的偏差形成了在国家叙事与国家形象塑造上的不同。中韩两国都曾面临国家硬形象电影的传播困境与从单一性创作转向交融性国家叙事的转变。而韩国电影跳出以自我为中心和排他性民族主义表达框架后取得的成功,对中国电影创作如何更好地传递中华民族价值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传播与乡村治理的耦合共振关系分析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政治体制下,政治传播是嵌入我国社会系统运行中的元素。对于乡村社会这一具体社会形态而言,乡村政治传播经历了“硬管理”和“软治理”两个时期。在当代“治理”语境下,政治传播与乡村治理在实践主体、实践形式以及实践目的三个方面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关系。这种耦合关系进而引发二者的“同频共振”:一方面,政治传播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乡村治理实践;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也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生成与检验的现实场域。政治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结合既是传播学中国本土化理论创新的时代需求,也是与国际传播学理论进行交流对话的可行路径。

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

“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源自个体对政治生活的现实体悟,是微观个体与宏观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微观政治传播的“个体主体”指传播技术将人从传统的社会信息结构和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交往实践中自觉地发生社会关系的“每个人”。这些个体存在于具体的宏观政治之中,通过微观政治传播活动积极地表达自我,强调自身的需求、欲求与价值,彰显着自身的主体性。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智能算法在现实存在、交往关系和生命价值三个维度上将现实的、具体的、鲜活的个体潜移默化地驯养为数字权力的傀儡,导致现实中的微观政治传播活动存在信息来源失衡、运行过程隐匿、内容呈现虚假、目标导向操纵、价值取向片面及信息监管脆弱等问题。人使用媒介的主动性和算法压制人的主体性成为一个悖论。基于此,当下网络空间中看似喧嚣的微观政治信息及其传播未必凸显了人真实的意志,算法背后的数字权力极易伪装成个体的形态影响宏观政治的运行,扰乱政治传播的整体秩序。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蕴藏着改变政治传播生态的巨大潜能。基于政治传播的四个主体(政府、媒体、平台、公众)和三种形态(宣传、沟通、营销),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要推进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未来需要从实证主义范式关注个体视角的人机互动和社会视角的数字不平等,从人文主义范式对人和技术的主体性进行文化研究,以及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制度变迁和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学反思。

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本文从政治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思想、国家、政府形象传播、政治传播的学科框架等五个方面对近几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不成熟,也没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框架。以后的研究应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抛弃盲目的"传播学本土化"思维,回归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注重它的交叉性、跨学科特征;二是当我们遭遇"政治正确"的羁绊时,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三是端正作为研究者的研究逻辑,丢掉为决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态度,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

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从政治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思想、国家、政府形象传播、政治传播的学科框架等五个方面对近几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不成熟,也没有自己完整的研究框架。以后的研究应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抛弃盲目的"传播学本土化"思维,回归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的学科基础,注重它的交叉性、跨学科特征;二是当我们遭遇"政治正确"的羁绊时,不妨汲取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进行学理的探讨;三是端正作为研究者的研究逻辑,丢掉为决策者开药方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态度,直面特殊而又冷峻的中国新闻传播现实,注重价值和学理的探讨。

在场与沉浸:媒体融合中政治传播创新的新路向

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然深入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缩影,同时媒介技术更迭及其相应业务的变化则催生了政治传播样态、政治传播生态的新转向。媒介可供性促进了各介质间的深融,使政治传播场景更加移动化、延展化、即时化、智能化。媒介信息环境革新和技术赋能下的文化变迁倒逼政治传播议题更加注重数字化叙事、焦点化阐释、年轻化表达及可视化呈现。随着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政治传播变得更加主客相融,一是表现为传播主体与客体的互融互通;二是显现为生物个体与仿生界面的人机交互加深;三是体现为生命个体同政治现实这一客体互动互构的深化。

构建互动仪式链:慢直播的政治传播样态探赜与风险规制

慢直播应用于政治传播,是数字媒介功能性的延展与升级。媒介工具助推国家与社会“接壤”,使政治参与民主化、政治议题聚合化、政治情感连接化。慢直播的政治传播构建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的互动仪式链,但技术异化使慢直播的政治传播成为高悬于政治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切断了互动仪式链,使其无法延伸与稳固,造成政治共识属性的消解与弱化、多义性与主观性推演政治误读、负性偏向引发政治舆论外溢、政治宣传流向偏移、政治传播效果式微。规制慢直播的政治传播异化风险,应兼顾“道德之法”与“政治之法”,建构起“我们”的回应性叙事,运用本原式与协商式直播模态,强化政治主体的理性意识与思辨,促导慢直播的政治传播个性化“出圈”,重组整体社会的互动仪式链。

以报为媒: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读报组的政治传播解析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读报组创新了报纸的传播方式。在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受限的战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为发挥报纸以一当百的作用,同时适应和提升根据地民众文化现状,创造性地建立了以集体读报为核心的群众组织形式。读报组通过“民教民”的人际传播模式、有计划地选择读报内容、巧妙利用读报策略和技巧,使读报组成为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有效组织形式。

短视频政治传播的特征、风险及其治理

短视频政治传播具有情感性、热点性、“吸睛性”、生动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短视频政治传播的特性本身预示着不同性质的风险: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显性风险包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宏观政策去中心化、基层公信力空心化、短视频的“硬宣传”与“软宣传”重心失衡、主流意识形态失焦等,隐性风险包括内在逻辑风险和不可测不可控且难以预知的风险。应采取平台治理、网红治理、技术治理、伦理治理和法治治理等措施来规避政治传播风险。

校园媒体融合的政治传播逻辑转向

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校园融媒体建设蕴含国家调适校园政治传播体系进而推进校园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将校园媒体融合置于国家治理这一研究视域下,媒体融合格局下的校园政治传播逻辑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向:传播边界从封闭内生到融入社会,传播姿态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回应,传播角色从宣传工具到治理平台。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校园政治传播扮演“新型校园主流媒体”和“新兴校园治理主体”的双重角色,为校园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传播力量。

革命力量的凝聚及其策略:毛泽东政治传播思想探析

毛泽东高度重视政治传播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紧密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强调传播主体应具备凝聚革命共识的素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传播宗旨,精心策划并有效实施政治传播策略,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同时强调政治传播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紧密关注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将群众路线贯穿于政治传播实践的全过程。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彰显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卓越智慧、远见卓识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体现了其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连续性。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趋势、进程与展望——基于2012-2022年CSSCI的Citespace和Nvivo分析

本文运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以“政治传播”为题目的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十年来中国政治传播发文量较多,优质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政治传播正处在深入发展阶段。通过对政治传播的热点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可以发现,政治传播研究内容聚焦于理论层、路径层和效应层。当前,中国政治传播存在理论深度和学理性不足、研究内容与问题意识不够、学术话语影响力较弱的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凝聚传播合力,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提升中国政治传播的话语影响力。

全媒体时代的公文写作新要求——以政治传播为视角

公文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沟通信息的重要角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在全媒体时代,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文写作的质量对政治传播的效果起到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媒介变革中政治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中介等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提出全媒体时代公文写作应把握的原则和发展的方向,以期使全媒体时代的公文写作对政治传播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对社会治理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还影响着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和意见形成机制。然而,这些技术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影响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健康、透明的公共舆论空间,对于维护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文章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政治传播的格局,分析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案例分析和理论探讨,提出构建负责任的政治传播环境的策略,以促进民主参与和社会共识的形成。

政治传播视角下思政课教学方法选择和优化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作为政治信息流动过程的政治传播活动存在契合性。政治传播视角下,思政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匹配现象。为实现“讲道理”这一本质教学内容,思政课教学方法选择上可以借鉴政治传播的原理和规律。可以遵循提升专题式教学、强化讲授法教学、发展参与式教学的教学方法优化路径,讲透道理,实现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完成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