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的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的研究

建构政治信任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媒体则是塑造该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广东、湖北、甘肃三省六地近1400名在校中学生的问卷调查,考察媒体使用和媒体信任对青少年群体政治信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既直接促进政治信任,还通过媒体信任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影响。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青少年使用媒体获取时政信息越频繁,其对于政治行为者、政府、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就越高。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都能显著促进青少年的政治信任,且两种媒体信任在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传播视角揭示了媒体使用对青少年政治信任的多重影响路径,彰显和证实了媒体信任在该群体政治信任培育中的重要价值。将中介变量媒体信任划分为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两个维度,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提升政治信任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基础,亦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当前,关于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能否增强农民政治信任的研究付之阙如。基于制度主义解释路径构建理论框架,并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第一,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能有效提升自身政治信任。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能够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提升政治信任。此外,对于社会资本拥有量较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而言,其参与数字治理对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应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红利效应,构建有效的互补体系。只有当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借助互联网及时发布信息,才能使农民参与数字治理的行为促进政治信任。同时,村支书任职年限越长,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行为对政治信任的赋能作用越强。第四,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对不同层级政府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随着政府层级上升(村→乡→县),农民的数字治理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此,结合“平台建设→农民参与→互补体系构建”的数字治理化流程提出政策建议,为提升农民政治信任提供参考依据。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社会信任、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基于CRRS2020数据的因果中介分析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的数据,使用因果中介效应(ACME)模型分析乡村场域中社会信任、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中,社会信任会给乡村治理绩效带来正向影响,乡村治理绩效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乡村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因果中介效应。相比于整体生活预期、收入预期、政府补贴预期等主要指标构成的前瞻性治理绩效,由居住环境满意度、社会治安满意度、村务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构成的回顾性治理绩效在社会信任影响政治信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社会信任、乡村治理绩效和不同层级的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因果中介效应,但效应强度并不会因政治信任层级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基于上述发现,回归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从“增强乡村居民社会信任”与“提升回顾性治理绩效”两个维度给出了提高乡村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建议。

腐败治理效能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基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CSS2019调查数据,从腐败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差序信任格局更明显以及腐败治理效能感知更强。推论统计结果表明:腐败治理效能和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而间接地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增进民生福祉,重视“输出面”的公平,以提升基层政治信任,进而助推乡村振兴。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为进一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通过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文章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湖南省五所大学1?270名在读本科生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借助SPSS软件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直接产生积极影响,还可以通过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间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教育来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新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基于印尼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是连接公民个体与政治体系的纽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尤其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各式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关系,重塑了受众政治信任的生成路径。本文选取亚洲晴雨表调查2011年、2016年及2019年的三波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媒体对印度尼西亚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印尼民众的新媒体接触对其政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国会、法院、公务员、警察受影响显著,而总统与军队则不受显著影响。就其机制来看,新媒体接触会削弱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从而降低其政治信任水平。

爱国情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爱国情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 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的数据分析,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爱国情感与政治信任整体水平较高,爱国情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爱国情感较强的个体更倾向于对政府持有较高的信任度。研究表明,爱国情感通过文化主义的权威支持、对制度的深度认同以及对国策的正面评价,显著增强了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国家认同——基于CSS2021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家认同是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研究基于CSS2021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政治信任在政府绩效感知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政府治理绩效是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政府绩效感知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当中发挥中介效应。基于政府绩效感知对于国家认同构建和政治信任强化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治理绩效,为增进国家认同和政治信任提供基础性支撑。

政治信息获取如何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基于2019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众的政治信息获取情况对政治信任有什么样的影响?基于2019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治信息获取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社会满意度在政治信息获取和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在政治信息获取和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互联网使用与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用、政治信任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有密切联系,生活满意度关乎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力量。基于CSS2019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三种类型,即学习发展型、娱乐沟通型和浏览时政型,都会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影响依然显著。纳入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其中,政治信任在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放大了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制度领导、制度权威及制度型政治信任的构建与优化

人格型政治信任表现为民众、下属基于个人魅力对一把手良好政治品格的信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相应问题,但存在着信任瓦解与一把手依赖症的潜在风险。制度型政治信任是建立在制度领导、制度权威之上的,不仅能够避免人格型政治信任的弊端,还能够促进民众政治信任稳定性与确定性,展现出国家治理制度的优势。基于此,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制度型政治信任根基;建立健全制度型政治信任压力传导机制,保障国家治理制度有效实施;提升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自我能动性,主动推进政治信任转型。

媒体接触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关涉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制度绩效也来源于社会文化,二者通过传播媒介被整合进政治信任的发生机制;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有利于维系政治信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可能造成政治信任流失;新兴媒体的侵蚀作用对传统媒体的涵化作用具有挤迫效应。基于“媒体接触—政治社会心理—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与以前学者不同的结论:电视的作用总体上倾向于负面,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家认同、政治兴趣、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构成了媒体接触影响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互联网时代培育政治信任亟需大众传媒提高自身公信力。

个体公平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基于政治信任的分析

本研究在建构“结果—程序公平感”一致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个体公平感对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政治信任的中介作用。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本文对8635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当“结果—程序公平感”体验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公平感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当体验不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体验差异的增大而显著增强;同时,政治信任在两者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个体公平感与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机制的认识、理解,也对激发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社会保障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也是社会稳定之基。基于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和济源市的3971名群众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地直接提升了公众的政治信任,即公众对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其政治信任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公众安全感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即社会保障通过提高公众的安全感进而提升了其政治信任。因此,既要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导向性,积极回应公众的重大关切,不断满足公众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也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着力培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感,从而有效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具体而言,要坚持为民务实,提升社会保障的治理效能;坚持依法治理,提高公众的安全感;坚持高效服务,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

新媒体视域下农民媒介接触、腐败感知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西部省份的实证研究

媒介接触深刻影响民众对腐败的感知,进而有可能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新媒体背景下,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入开展的过程中,农村民众的政治认知和态度在新媒体接触中如何受到影响已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次调查以西部地区的农村民众为对象,选取G省L县34个村进行实地调研,发放并收集问卷628份。通过分层回归和中介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基层腐败感知在新媒体接触和基层政治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新媒体接触越频繁,基层腐败感知程度越高,进而对基层政治信任水平起到负面影响作用。该研究为探讨媒介因素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因果作用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

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与社会安全感的关系研究——基于CSS2017数据的分析

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与社会安全感的关系近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社会公平感对社会安全感的影响来自于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个方面,且机会公平感的影响更加明显;(2)政治信任是机会公平感影响社会安全感的中介变量,机会公平感通过政治信任的提升对居民社会安全感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3)结果公平感越强的居民越可能有更高水平的社会安全感,政治信任不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构建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的体制机制,通过社会公平保障居民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是提高政治信任,进而增强居民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方式。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职业流动、政治信任与国家政策认同——基于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对比研究

社会流动及其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探索二者之间的路径机制更是学术前沿。基于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在职业流动、政治信任及国家政策认同三者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这两个社会群体的相同之处在于,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职业流动均显著影响其国家政策认同;而不同之处是政治信任在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与国家政策认同间还建构了一条间接路径,并发挥遮掩效应。以上发现在检验社会流动影响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既有理论命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