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和非常态政治下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

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但变迁社会的非常态政治秩序往往引发对非常规政治手段之正当性和风险性的争论。基于马基雅维利对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的划分,归纳了常态政治下受到现代政治价值规约的政治目的与手段之关系。常态政治并非一成不变,在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四种典型性非常态政治,即建国之前、制度变迁、宪政变迁与宪政困境、外部威胁。非常态政治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在实现其向常态政治的演变过程中往往会以政治目的为名打破常态政治下通过法治秩序对政治手段的约束。本文还梳理并评价了相关学者与学术流派对四种典型性非常态政治下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关系、政治手段运用的正当性和风险性的阐述。非常态政治下的制度创新与持续试错促进了政治发展,规避其中的政治社会变迁风险要遵循审慎原则,在制度层面上以程序正义替代实质正义,以法治民主取代多数滥权。

论政治目的的道德定位

政治所具有的价值本性决定了政治生活存在着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目的在于确立某种政治目的。由于政治目的能够决定政治生活的性质、规定政治手段的选择、明确政治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与催生政治秩序,因此,对政治目的进行准确的道德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它包含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两个主要方面,由此所决定,政治目的应该是具有公共性的目的,它不能被定位于私人性的目的,而应该被定位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合理的政治目的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的合理选择受到尊重、人的生活需要能够得到充分满足、暴力被正当地使用、政治体制优良与社会公正。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非政治目的约束

慈善组织是指具有慈善性质的公益性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一个真正的慈善组织应具有以下基本要素和特征：第一,慈善性,慈善性要求慈善组织从事所有活动都应以仁慈博爱的信念为出发点,同时,也可以保证慈善组织始终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约束；第二，公益性，公益是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人群的利益，产生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公共利益而非其他，一切组织的活动都不应背离这一目的；

陈望道译本之前的《共产党宣言》译介及其政治目的分析

从19世纪末开始,《共产党宣言》逐步被介绍和翻译到中国,直到1920年陈望道的汉译本出版。梳理这个译介的过程,可以看出不同政治势力对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改造的努力和尝试。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以"牖新知"启发民智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为了启发革命热情。由于他们政治目的的不同,译介也存在较大的主观选择性。但是,这些努力客观上推动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对相关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为陈版《共产党宣言》出版奠定了基础。

论政治目的的合理性

人类创造政治是有目的的,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目的很不相同,因此政治目的存在着合理与否的问题。政治目的可划分为根本性、总体性目的和派生性、单一性目的,前者可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或终极政治目的。终极政治目的的合理性问题是政治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终极政治目的合理与否是一种政治是否具有应有价值或者说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本前提和最终根据。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终极政治目的各不相同,思想家对这一问题也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回答。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只有马克思提出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以转换为“社会中所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真正合理的终极政治目的。这一终极政治目的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人类本性的要求,而且从历史上各种幸福观中吸取了养分,因而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终极政治目的可以说就是政治理想的终极目的,政治理想则是对如何实现终极政治目的的谋划或设计,两者实质上是一致的。合理的政治目的得以实现,政治的本性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政治才能具有它应有的价值。

秦诏铸刻于权量政治目的考

秦诏铸、刻于权、量的目的 ,传统解释是“核验标准器说”。从较多的不合标准的权、量上仍刻有秦诏的事实来看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政治宣威 ,这与秦始皇一贯宣威施威 ,以威慑治天下的专制政治风格是相吻合的 ,从权、量秦诏的制作方式、制度等方面亦可以证明之。

论儒学政治目的和政治主体的二元分割

作为宗法农耕社会的政治观念,儒学一方面提出了为民谋利的理性原则,另一方面则继承了传统的君主制度,把为民谋利的权力交给了君主,造成了民众政治主体性的丧失,也不断地改变儒学的现实政治品格。政治主体的丧失,使儒学过分屈从于政治而丧失了活力,同时也因为君主政治的不稳定而引发了对儒学的认同危机。但是,儒学为民谋利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儒学能够自省,走出危机,儒学又重新被统治者所利用。

忽必烈的用人与其政治目的

一般认为,忽必烈(1215—1294)的用人,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从起初对汉族地生阶级知识分子的信赖与倚重,转变为后来的猜忌与排斥。但是,对于如何理解这一点,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忽必烈之任用与排斥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与他的政治目的相符合的。具体说来,忽必烈的用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1251年蒙哥即位、他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事庶事,”到1262年李璮之乱爆发,是他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分信赖、倚重时期;2.从平定李璮之乱到1287年重新起用一部分汉族儒士,是他对汉人猜忌、排斥时期,而他重用的,除蒙古贵族以外,为其他少数民族的“理财”大臣;3.从1287年至1294年。

论唐人小说《虬髯客传》的政治目的

《虬髯客传》以李靖、红拂、虬髯客等主要人物的言行活动为衬托,突现了李世民的天命真主形象。该小说混淆视听,旨在伪造唐初历史,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宣扬天命归李氏,李世民为天生真主,目的是为李世民日后非法夺取皇位的政变行为制造合法的天命依据,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服务。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献典籍掠夺的政治目的、组织机构及其罪恶作用

日本侵华期间,在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掠夺方面,设立了各种组织及机构,以实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并最终完成对中国文献典籍的疯狂掠夺。

论清三迁都城的政治目的

偏居一隅、地处我国东北的满族,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成为华夏的主宰者,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罕见之举。此举虽然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伴随着汉族及各族人民的悲号和痛苦的呻吟,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腐朽必然会被新兴的力量所代替。一六四四年,满族入关,尽取中原。取代朱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

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目的性

本文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属性，指出它是一场在西方民主理论指导下，以批判封建复古文化、破除思想束缚为举措，以启发青年的政治觉悟为基础，以此形成强大的国民运动，达到民主共和国目标最终实现的政治运动。对此，文章从三个部分予以论述：一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源于政治又服务于政治；二是培养新国民，造就国民运动乃实现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和动力；三是青年在身心两方面之优势使其能够首先觉悟进而带动全民的觉悟，新青年运动即是国民运动之嚆矢。

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的政治目的

庞卓恒在《凭什么说西方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一文中指出，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都证明，西方那种民主制度决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硬要宣扬它具有什么“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呢？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对此曾有过十分坦率的表白。2007年9月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卡根的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在分裂……民主遭围攻》。该文声称，当今世界已经重新陷入“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说什么美国面对着中国、俄罗斯等“专制国家”的挑战，应该奉行“旨在推广民主并旨在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的政策，“应该与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既反映又推进它们的共同原则和目标”。就是这个卡根，在今年1月接受德国《时代》访谈时，直接说到了怎样促使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他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伞明白这一点。

美对中国产品频繁做出反倾销裁决政治目的大于经济因素

《纽约时报》3月22日报道，美国商务部20日做出两项裁决，认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出口至美国的化学增白剂存在倾销行为，认定中国输美镀锌钢丝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商务部同时还初裁认定中国输美多晶硅光伏电池及组件接受程度不等的补贴，并定于5月17日公布对此类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3月19日，美商务部终裁认定中国输美钢制车轮存在倾销和补贴。

阿拉法特死因调查恐藏政治目的

半岛电视台近日播放的一部纪录片称，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生前的衣物经检验含有罕见的高放射性物质钋，由此怀疑阿拉法特系中毒身亡。巴民族权力机构随即同意为阿拉法特开棺验尸，以探查其真-ff-~c因。分析人士认为．重新调查阿拉法特死因很可能隐藏政治目的。

从“主权未定”到“主权独立”——台湾当局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政治目的

2004年11月9日台湾教育部门公布《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下简称《纲要草案》)，把《旧金山和约》及所谓《中日和约》引入教科书，引发一场涉及“主权”问题的争议。当前台湾当局修改教科书的政治目的何在，《纲要草案》的要害何在，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