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政策试点:运行模式、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政策试点是打破改革困局和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方式,体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需要继续发挥政策试点桥头堡和探路石作用。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整理体育产业政策试点典型案例,提炼体育产业政策试点运行模式,剖析问题与困境,探究新征程中体育产业政策试点优化方向和实施路径。研究认为,体育产业政策试点是在局部地区探寻不确定中的确定性政策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指定试点模式、授权试点模式、开放试点模式和自主试点模式。当前,体育产业政策试点仍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实施环境有待优化、组织保障尚需完善、推广机制仍需健全等。面向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政策试点功效,需要优化政策试点的环境、完善政策试点的过程化管理、健全政策试点的推广机制。

城乡融合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及其优化研究--以J区试点为例

政策试点在创新突破中又面临着路径依赖的风险,需要对路径依赖进行突破。本文运用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揭阳市J区政策试点情况进行调研,并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构建形成路径依赖自增强的分析框架。发现J区在政策试点创新过程中落入思维局限、资源依赖、评价体系守成的“路径依赖”陷阱中。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创新失误的包容性缺失、科层制下的协同不足和政策创新动力要素与约束要素的博弈共同作用是重要根源。为了破解政策试点创新中的路径依赖,应在意识层面摆脱主观依赖,在执行过程中建立容错机制,在参与主体上强化多元协同效应,在评价导向上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时空互置:政策试点推动制度创设的一种机制——以中国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制定为例

政策试点是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也是理解“中国之治”的关键。现有研究虽从类型学、动力机制与政策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仍无法有效解释政策试点为何被各级政府大量采用,以及试点促进政策制定的一般性机制是什么。结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及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时空压缩”特征,政策试点的“时空互置”机制成为资源有限条件下进行政策创制的有效方式。时空互置理论包含“时间换空间”和“空间换时间”两种机制。整体上,政策试点通过局部试点效果推动政策扩散,以及在焦点事件等推动政策窗口开启时缩减决策过程,从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动政策出台。“空间换时间”机制则在于通过试点直接打开局部的政策窗口,推动局部空间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局部政策创制又通过反馈机制加速整体范围内政策窗口的来临,从而实现“空间换时间”。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试点案例验证了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首先,儿童福利领域的政策试点推动了政策的扩散,在焦点事件发生时更容易出台完善的政策,从而实现“时间换空间”。其次,政策试点本身打开了机会窗口,使得即使在整体试点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局部试点依旧能够取得成功。虽然政策试点与焦点事件的出现、行政机构的调整、法律法规的出台等交织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创设,但相比而言时空互置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能够有效解释政策试点作为“中国之治”的一般性规律。

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能否引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优化?

县域信贷资金需求对金融资源缺乏吸引力,导致县域金融资源配置低效。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蕴含巨大内需潜力,因此,以新型城镇化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县域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引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试点对县域金融机构网点规模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机构类型多元化和存贷比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伴生的金融价值和融资需求在引致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人口净流出县更为明显,在粮食主产区县域被削弱。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快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政策推进对金融资源发挥可持续性的引致效应、重视金融机构在新型城镇化产业融资方面的作用等政策建议。

政策试点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势作用与实践进路

作为一种具备强有力保障机制的中国式治理策略和方法论工具,政策试点的身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中屡见不鲜,其优势作用也得以充分彰显。具体体现在助力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及有效降低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探索风险等方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政策试点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务必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科学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兼顾系统集成、重点突出与改革实效;统筹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政策试点成功的评判标准与发展路径——基于常州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的案例研究

政策试点是中国特色的一项治国理政策略和政策工具,在我国基本形成了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促面→逐步推广的政策推进路径。通过构建对政策试点是否成功的评判框架,对常州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的试点行为进行分析,提取出可供复制推广的发展路径。

结构任务视角下驻点帮扶推动政策试点的作用机理分析

我国公共治理创新发展过程中试点与驻点的链接方式主要表现为制度型链接、目标型链接和资源型链接三种模式,将驻点帮扶嵌入政策试点,就是通过高层级政府向基层委派驻点干部进行“人员赋能”的过程,其试图通过“资源赋力”与“人员赋能”的结合,实现人员与资源在试点场域的“双投入”试图解决单纯资源倾斜模式下试点资源被挪用、滥用的问题,以驻点推动试点政策落实。

房屋养老金政策试点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今年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就如何加快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提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三项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并宣布上海等22个城市正在进行上述政策试点。

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现有文献中较少关于政策试点的全景式的研究。论文搜集了1992—2003年间《人民日报》所有关于地方政府"试点"的报道进行编码,分析试点的政策领域、发起方、实施方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政策试点明显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影响:中央的政策偏好对于政策试点的方向影响较大;上级政府更有可能成为政策试点的发起者且能够在特定的政策领域推行政策试点。

政策试点与社会政策创新扩散机制——以留守儿童社会政策为例

留守儿童社会政策从政策试点到全国推行,都是在中央政府强烈推动下完成的。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特殊的政策试点,深入探讨留守儿童社会政策在试点不同阶段的政策扩散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处在政策试点的不同阶段,中央政府运用不同的干预手段来推动政策扩散。政策前试点阶段,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信号释放和"弱行政指令";试点阶段则通过全面参与和"强行政指令";后试点阶段,中央政府在"强行政指令"的基础上,增加政治激励,加速留守儿童社会政策扩散。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智慧城市政策试点效果评价——基于电子政务发展角度

[目的/意义]探索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促进电子政务向智慧化方向迈进。[方法/过程]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收集244个地级市2011-2016年相关数据,构建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其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地方电子政务发展存在短期正向效应和长期负向效应;此外,上一年度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高低对本期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侪效应对地方电子政务发展具有显著且持续的积极作用;而公众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却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把握智慧城市建设契机,基于城市发展状况,从政策组合、目标选择和经验学习等方面,激发电子政务发展潜能,提升创新治理能力。

农村治理政策试点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政策试点是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及政策创新的重要方法,但农村治理政策试点的特殊性却未受到充分重视。本文从农村政策环境的特殊性切入,析出农村政策试点在主体、时空、内容三大维度与城市及其他行业性试点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农村政策试点在我国政策变迁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时空受限的"非线性"政策创新路径,"间断-平衡"理论为理解这一路径及其具体实践机制提供了有益的解释框架。

如何“先试先行”?——央地互动视角下的政策试点启动机制

"政策试点"在中国治理实践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有目共睹,有必要对其运行过程进行深入考察。作为整个试点过程的首要环节,试点项目的启动,通常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力"和地方政府"竞争力"这两个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展开。中央政府推动力度强弱的不等、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不一,会共同对试点项目的启动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争取、指定、追认、自发四种类型的试点触发机制。

渐进式改革中的政策试点机理

政策试点作为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总结出的一套方法论,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和制度创新中发挥着独有的优势。政策试点-推广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我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其遵循典型试验、合法性认可与组织化扩散的线性逻辑。尤其是合法性认可在这种基于政策试点的政策扩散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推广的线性逻辑并不是一次性结束,而可能在现实中往复多次进行。通过对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广过程的案例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公共政策创新与扩散的内在演变逻辑。这个过程不仅是新政策逐渐具体化、细致化、成熟化的过程,而且是新政策不断吸取经验并"纠错"的过程。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政策试点何以扩散:基于房产税与增值税改革的比较研究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治实践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独特贡献,近年来成为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现有文献多聚焦于中国研究视角,缺乏与公共政策过程经典理论对话的尝试。论文在政策过程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政策试点何以扩散这一根本性问题,通过中国房产税与增值税改革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有效平衡利益相关者的政策试点更有可能成功,并进一步向全国范围扩散。基于中国政策实践提炼的理论框架和因果机制不仅适用于税制改革,还可以应用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政策领域;不仅对中国政策试点扩散现象具有解释力,也对拓展政策扩散经典理论有所贡献。

“放管服”引擎下社会政策试点的逻辑进路——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改革成绩举世瞩目,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探索、摸索出一套政策试点模式,归纳并总结出其政策试点演化逻辑,可管中窥豹,供决策部门参考。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运用的摸索模式较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后,利用"纠错"(验证)模式和推广模式频次逐渐增加,究其根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规律的,以三种社会政策试点的路径模式为基础,分析社会政策试点所遇到的障碍影响因素,进一步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提出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政策试点的推进逻辑与进路,以期为政府的政策试点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政策试点”“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的概念辨析

policy experimentation一词因场景不同既可以翻译成"政策试验",也可以翻译成"政策实验"。"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这两个概念显然是不同的。引入"政策试点"这一概念,则可以看到"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概念溯源与理论剖析可以发现,这组概念背后承载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逻辑侧重。"政策试点"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经验与治理传统,特指中国独创的"试行-推广"的政策运行方式,即"由点到面"。"政策实验"强调科学实验设计在政策实践中的植入与应用,然而,"政策试点"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源于其跳过了政策分析与政策立法的前端步骤,因而在形式和逻辑上区别于以系统分析、科学控制与全面规划为核心的政策实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策试验"与"政策试点"是同义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多样性的承认以及对单一"学样板"模式的摒弃,使政策试验囊括了政策试点之外的、出发点并非为了政策的全盘性调整而仅是优化地方治理的创新行为,因而,"政策试验"与"政策试点"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