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抑或约束:政绩考核压力如何影响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

监督抽检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首要环节,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是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核心和关键。文章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目标宗旨和落实情况出发,把中央政府政绩考核初衷和地方政府监督抽检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政绩考核压力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并利用2017—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以“监督抽检合格率”和“监督抽检批次”为政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政绩考核压力是制约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采用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关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时,优化政绩考核指标、建立考核追评机制、拓展考核参与主体,为有效提高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效率创造有利条件。

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2013年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对地方官员经济政绩考核从重视增长速度转向重视增质提效。通过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形式,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经济政绩考核变化视角实证检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绩考核变化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并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资源配置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经济政绩考核变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层面,经济政绩考核变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上级官员经济增速政绩诉求较低地区以及主政官员任期3年以上和学历较高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行业层面,经济政绩考核变化更有助于抑制传统行业和低技术行业过度投资,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却在新兴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绿色政绩考核、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能否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遏制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以2013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为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广义DID模型,研究绿色政绩考核实施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政绩考核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为持续的影响;从机制路径来看,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传导机制为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增强企业信贷的可得性来缓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在区域层面,官员晋升压力大、环境规制低的区域,绿色政绩考核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层面,绿色政绩考核对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有着更强的促进作用。

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税收优惠与绿色金融视角

企业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地方政府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推进者,其考核方式的变革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选取了税收优惠作为中介变量与绿色金融作为调节变量,验证了二者在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链条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1)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推动作用;(2)从机制路径来看,绿色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会增加税收优惠来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在绿色政绩考核影响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中起到了调节效应;(3)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绿色政绩考核在低环境规制与东中部地区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明显,从企业异质性来看,绿色政绩考核显著提升了非重污染企业与CEO具有金融背景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

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为了考察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能否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在分析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7年沿海省份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沿海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本地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能显著地促进邻近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政绩考核竞争引致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产生协同作用,该协同作用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为加强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提供实证支撑,有利于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

政绩考核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政绩考核新规的准实验研究

强化环境政绩考核并激励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简称“政绩考核新规”)为准实验,以2011—2019年中国256个地级市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政绩考核新规对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环境治理的晋升激励效应,以及财政压力对这一效应的边际影响。研究发现,政绩考核新规能够激励晋升动机较高的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但这种激励效应不具有长效性。此外,财政压力越大,政绩考核新规的晋升激励效应越弱。本文的实践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变政绩考核制度激励地方政府主政官员达到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为了使政绩考核制度的激励效应发挥作用,中央政府还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主政官员的异质性,并提供诸如财政支持等配套政策措施。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吗?——基于环境规制与环保补助双中介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绿色创新是助推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大势所趋。在诸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是不容小觑的。本文在区分政绩考核压力异质性的前提下,运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政发包制及制度理论,构建“政绩考核压力-政策法规调整-绿色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选取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单一考虑经济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单一考虑环境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对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进行整体考量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绩效指标占比的提高,综合政绩考核压力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形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与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主要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这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地区间没有显著差异;环境绩效考核压力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及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生态向度探析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能否取得历史性成效,关键在领导干部,而政绩考核体系是领导干部做好生态治理工作的有力导向。目前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生态指向日益凸显,但还存在传统政绩观的根本性转变难、常规化与差异化考核衔接难、生态环境评价操作难、生态与其他发展指标平衡难等问题。推进生态向度下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构建,一要拓宽领导干部的国际视野,敏锐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二要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入,在领导干部群体中深植生态文明理念;三要提升政绩考核的专业程度,探索政绩考核人才专业化路径,增强政绩考核机构的专业性,提高群众对考核工作的参与度;四要建设数字化政绩考核平台,发挥数字政府的治理协同效能;五要使考核结果与奖惩机制相互结合,发挥考核结果的奖惩作用,制定考核结果公示公开办法。

政绩考核视域下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探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风建设中的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在新时期又有着新的表现。通过辨识其“新病症”的表象、寻其本质,其根本是“人治”思想的作怪。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政绩考核评价。

“法治”应当列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宪法和法律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相结合的道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多法律仍然停留在书本上,尚未转化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即法律实施问题成为法治建设中最大的障碍。

科学发展观引领政绩考核导向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政府管理体系改革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发展时期，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导向需要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承担强势主导地位。作为政府管理职能变迁的核心因素，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导向和评估方法值得认真探讨。

官员政绩考核对环境治理影响的统计检验

在政府治理为视角下,以地方官员"理性人"为假设,基于环境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理论,文章构建了官员政绩考核与环境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探索作为动因的晋升与作为结果的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华北地区京津两直辖市和47个地级市2005—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用晋升竞争强度表征)和个体特征对环境治理(用SO_2排放强度表征)的影响。结果显示,官员晋升竞争对SO_2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强度越大,SO_2排放强度越大;而官员年龄、任职期限等个人特征与SO_2排放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的双重困境及突破路径

农村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方法。然而,由于政绩考核约束的存在,部分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违背了土地流转的初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尚在健全和完善之中,土地对农民而言仍具有重要的综合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民的生存根基,这使得基层政府陷入了土地流转中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的双重困境。为突破这一双重困境,地方政府需要优化政绩考核指标、转变基层干部特权思想、提升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是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环节。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依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特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定位,分别构建了一套包含三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文章对主体功能区统计数据库的建设、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考核结果在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方法等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政绩考核与政府官员激励——一个机制设计的观点

我国是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地方政府除了承担中央政府授予的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外,还被授予极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分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要设计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一方面考察了当政绩考核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时,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分析了当政绩考核由单一的增长指标变为综合性指标,并且其中一些指标不易准确测量时,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扭曲。基于此,得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原则。

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政绩考核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目的:从二三产业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探究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的影响效果及其异质性。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绿色政绩考核能缩小城市土地在工业与服务业间配置的规模与价格差异,且对规模差异的改善更为突出和持续;(2)绿色政绩考核可使商服用地规模增加,工业用地价格提高,但无法降低商服用地价格和工业用地规模;(3)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绿色政绩考核下其用地价格明显提升,而清洁生产型行业用地规模显著增加;(4)绿色考核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土地配置影响很小,且对土地价格影响不显著;对服务业主导型城市的影响小于工业主导型城市;对东部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城市,对东部城市用地价格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城市。研究结论: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具有积极影响,且依赖于行政级别、产业结构和所属区域呈现出城市异质性。为使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最优,应坚持因地制宜改进绿色政绩考核标准,平衡政府管控和市场机制在土地配置中的作用效果。

土地功能调控与生态政绩考核研究——以华阳河湖群地区为例

科学的政绩观、土地功能的优化调控,是协调资源保护与利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华阳河湖群地区为例,基于遥感解译、GIS和"三生"土地分类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法和重心转移法探索了县域以下尺度主体功能区土地功能调控和生态政绩考核方法。结果表明:1)1990—2010年华阳河湖群地区生态用地比例减少,生活用地稳定,生产用地增加;2)由重心模型得到各类用地空间变化情况,滩涂地重心向下仓镇移动;3)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生态用地比例符合区域功能定位;4)基于乡镇尺度主体功能区的结构和三生用地分布及其比例关系,确立了各乡镇生态政绩考核标准和生态补偿方案,建立了生态政绩考核体系。基于三生用地分类的土地功能调控以及生态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具有数据便于得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为县域以下尺度主体功能区划的落实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尝试对"协调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矛盾"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途径进行了探讨。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政绩考核与土地财政——基于A省的经验数据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竞争体制双重背景下,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文章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的三因素理论框架,从理论上阐述三者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通过对A省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财政收益,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