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性”虚构到“真实性”所指:故事片和非故事片的哲学分野——以《饮食男女》和《家常》为例

伴随着影像生产的历史,故事片与非故事片的边界问题始终是电影理论家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艺术的自由创造性与作品的社会指向性两个核心价值闪烁其间。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之下,其理论路径从本体论层面的虚构立场逐渐转移到了哲学层面的真实性逻辑。本文从影像的修辞性出发,探讨了影像艺术对类型区分的功能需求,继而提出区分的界线在于创作的艺术主张和传播语境;以故事片《饮食男女》与非故事片《家常》为例,本文在对比分析中阐释了从"修辞性"虚构到"真实性"所指的影像哲学发展与其在现实创作中和对于接受鉴赏的价值和意义。

“十七年”的中国体育故事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体育电影在解放前获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进步和发展。

作为类型电影的体育电影——评介新世纪以来的几部中外体育故事片

体育与电影具有天然的近亲性。体育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指"身体教育,即以强身、医疗保健、娱乐休息为目的的身体活动,与德育、智育、美育相配合,成为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广义指"体育运动,包括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发明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了记录人与事物的运动,所以电影又称"活动照相"。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以体育为题材的电影,即体育电影。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史上,出现了许多体育电影,既包括体育纪录片,也包括体育故事片,以及动漫体育电影。本刊组织的这组文章,着重评介了中外体育故事片的发展历史。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不仅关乎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被赋予了许多精神层面的意义。在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的思想体系中,体育包含了以下一些基本理念:"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精神;公平竞争的协同精神;和平、友谊、进步的国际精神;平等、开放的民主精神等等。一个世纪以来的体育电影,基本上是对这些精神的形象化阐释。比起对身体的教育,体育对人的精神的教育也许更为重要,包括个人的精神面貌,团队的精神面貌,国家或民族的精神面貌。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本刊推出这组体育电影文章,不仅是为了引起读者对北京奥运会的兴趣,也是为了增加对体育电影的研究兴趣。

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故事片

我国“电影艺术词典》是这样定义“体育片”的：“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往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相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上常起用著名的专业运动员或业余运动员。”

关于当下国产故事片剧本创作的若干思考

当下,若要继续保持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的良好发展趋势,国产故事片创作就要不断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坚持以质量赢得更多观众,以质量持续开拓电影市场。而要提高影片的质量,首先就要提高电影剧本的质量。缺少好剧本已经成为制约国产故事片创作继续提高艺术质量的一个瓶颈,大量平庸影片和低劣影片的出现,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剧本基础薄弱。若不设法打破这一瓶颈,影片的艺术质量就很难有明显提高,电影市场的开拓和电影产业的发展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而,如何策划和创作出高质量的好剧本,已成为电影界关注和重视的一个主要问题。尽管当下电影剧本创作的生态环境和创作要求已有了较大变化,但故事片剧本创作仍然需要做到文学性、电影性和商业性的有机融合。同时,要进一步重视对文学作品(特别是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剧本和编剧的研究与评论,进一步加强电影剧作理论的探讨。

论故事片的纪录性和纪录片的故事性

"故事片的纪录性"和"纪录片的故事性"展现的是故事片和纪录片互相补充和互相借鉴的态势,这种发展态势既标示出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诸多共性,也彰显了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认识到什么是"故事片的纪录性"和什么是"纪录片的故事性",有助于我们把握住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度",并在这个基础上促成两者之间的积极的借鉴。这对于指导两者的具体的创作实践、促进两者整体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故事片的文化内涵

20世纪90年代的儿童电影创作非常丰富,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原来不太受重视的电影市场问题显露出来,儿童电影的竞争机制极不完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通过种族的文化特征,处于社会中的不同阶层的人的身份、成人与儿童的关系以及民族等不同的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儿童故事片在风格、题材、意蕴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为整体研究中国儿童电影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镜头语言与心理写实的深化——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的表象之后

在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简单、粗疏的表象之下,已经暗涌着新的洪流。从镜头语言和心理写实的深化两个方面,重新评价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的成就,指明其为＂战后新电影＂＂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全面到来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阎瑞生》:从社会新闻到电影——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拍摄始末探究

1921年上映的影片《阎瑞生》是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它改编自1920年发生在上海滩的一桩真实命案,影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50多年来,诸多电影史材料对该片的某些重要细节描述和价值评判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笔者在综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尝试梳理作为一桩社会新闻的"阎瑞生案件"被搬上银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考证影片的某些拍摄细节,对既往电影史上与该影片相关的一些既有结论进行质疑和探讨,重估影片的价值和意义。

论纪录片和故事片的互融倾向

当下影视创作实践中一个可见的事实是故事片采用纪录片的手法和元素,而纪录片也采用故事片的叙事方法和造型手段,纪录片和故事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互融的倾向。故事片和纪录片都有自己本质属性,有自己的相关概念和内涵。目前,二者之间出现的相互借鉴、互相整合的状况,但其背后的确有着不同意义。纪录片的故事片倾向是不符合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的,而故事片对纪录片的借鉴应该说要更加广泛和普遍。

对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几个问题的质疑与考证

1913年亚细亚影戏公司出品的影片《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于当年9月29日在新新舞台上映。影片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影片以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由一班文明戏演员出演。但由于影片的拷贝和剧照等资料佚失,致使中国电影史多年来对该片相关情况的描述或有失全面,或相互矛盾,甚至有明显谬误之处。笔者在梳理现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论著中有关《难夫难妻》情况的描写进行质疑与考证,以纠错补遗,查缺补漏。

故事片作为人类学电影的理据分析

研究电影以呈现出族群文化的全貌,已是当代文化人类学者的共识。作为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工具,"电影"的范畴却并不限于人类学纪录性电影,艺术性影片乃至商业性影片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亦有着积极的意义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外国体育故事片历史回顾

早在1891年，爱迪生实验室的技师们就利用自己发明的电影视镜，拍摄了一部名为《拳击的人》（Men Boxing）的时长一分钟的19毫米影片，比世界公认的电影发明日期1895年早了四年。虽然这部短片仅仅是对当时拳击场景的简单记录，但是由此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人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用活动影像表现体育运动的意识。电影发明之初，人们只是简单地利用摄影机记录运动场面。在早期的无声电影年代，要想使拍摄的电影获得观众的青睐，

抗战话剧对大后方故事片及“战后新电影”的影响

从现实主义触点的丰富、细致的艺术情节和细节、心理写实和人性剖析的深度三个方面分析抗战话剧对大后方故事片及"战后新电影"的影响。

论广西电影故事片创作的历史轨迹

本文对广西电影故事片创作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勾勒，认为它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1979至1992年在改革开放热潮中的刨作探索期，二是1993至2008年在市场化语境里的影像叙事期。广西电影故事片的历史轨迹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艺术发展历程的真实反映，折射出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独特光辉，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复调”协奏:中国故事片的当下态势

中国电影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迷后，在新世纪开始复苏。故事电影创作经过几年的探索调整、经验积累，逐渐提升了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在创作数量质量、种类样式以及艺术水准、票房收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前的中国故事片出现了“大”与“小”共赢、“影”与“戏”平衡、“虚”与“实”共存的交响合奏局面。

论故事片的纪录性元素和纪录片的故事性元素

纪录片与故事片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即便是在电影诞生之初。在电子技术日益发达的影像时代,二者更是相撞相融。采用记实手法的故事片和融入故事性元素的纪录片比比皆是。本文通过观察纪录片与故事片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融合,分析了纪录片中的故事性元素和故事片中的纪录性元素。

简论文革故事片中的女性形象

文革电影中的女性无爱情意识,无家庭意识,也无个体意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意识、民族解放意识和革命专政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样板戏的影响有关,同时也与建国后大的政治环境有关。

浅论电影故事片音乐的基本功能

在电影故事片中,音乐是作为一种声音语言进入,具有两种基本的功能:一、烘托环境气氛、抒发人物情感、深入表现人物心理或性格;二、参与叙事、推进情节、暗示剧情的发展或延伸。而按照音乐在电影中出现的方式,又可分为画面内音乐和画面外音乐两大类,这两种方式在实际运用中常常相互转化,配合着故事片音乐的两个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