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送别诗对日本平安时期送别诗创作的影响——以“敕撰三集”为例

送别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种诗歌题材,是文人墨客表达离愁别怨的重要媒介。日本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对我国唐代文化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吸收借鉴,因此平安时期的日本汉诗中也有着数量较多的送别诗,且尤以“敕撰三集”中的送别诗最具特色。这些送别诗因受唐代文化的影响,在诗歌主题及手法上与唐代送别诗有着诸多相同之处。本文以“敕撰三集”中的送别诗为载体,详细论述诗中表现的日本平安时期的官员、文人交往及送别方式等情况,并分析中国诗歌对日本汉诗的深远影响。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

唐诗对日本“敕撰三集”诗题的影响

日本"敕撰三集"中,虽然与唐诗诗题完全相同的汉诗均只占少数:《凌云集》有9.89%,《文华秀丽集》有14.29%,《经国集》有18.27%。但大多数汉诗诗题均不同程度借鉴了唐诗诗题,其中《凌云集》借鉴了唐诗诗题的汉诗有76首,占总数91首的83.52%;《文华秀丽集》的汉诗有103首借鉴了唐诗诗题,占总数140首的73.57%;《经国集》中借鉴了唐诗诗题的汉诗有138首,占总数197首的70.05%。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 ,既有相异的一面 ,也有相同的一面 ,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 ,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 ,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 。

唐诗的价值体系建构——以日本“敕撰三集”为视点

唐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今社会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还远播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历史上对其政治、文学影响巨大,即使现今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教育、生活之中。由于唐诗具有极大的价值,所以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今,构建唐诗的价值体系也是必然的。本文首先阐述了"敕撰三集"与唐诗的关系,然后分析了唐诗在中国和日本的古今价值,最后从"编写、普及适应各年龄段的唐诗读物""在各教学阶段成为一门独立课程""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推广"三方面提出了一点构建唐诗价值体系的拙见。

從《懷風藻》到“敕撰三集”——文學總集的編纂與文學理念的遷移

詩文集的編纂是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它將創作於多時多地的作品聚合到一起,減少了因散落而造成的湮滅。另一方面,依據某一特定情境或是理念編纂而成的詩文集,不但爲我們提供了有關作品創作背景的信息,也在去取選擇的過程中賦予了被收録作品新的意義。因此想要了解一個時代或是某一特定人物的文學觀,除了宜接參考相關的文學論或是文學作品,詩文集也是十分重要的線索。就日本而言,文學作品的結集最早可以追溯到奈良朝藤原宇合的佚名集兩卷以及石上乙麻吕的《銜悲藻》兩卷。

论日本文学史上“敕撰三集”的诗风

直至近代,日本文学始终存在着两大派系:一是用中国的语言和表达形式创作的汉文学;一是用和文创作的日本本民族的传统文学——“和文学”。日本汉文学是在吸收我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浙东唐诗之路对日本汉诗集“敕撰三集”的影响研究

由六朝缙绅文化积累奠基而成的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将唐诗与自然风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浙东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的文化遗产路线。六朝文化中的隐逸情结、诗酒风流飘洋过海,为数百年后的日本平安朝诗坛所向往和追求。留学浙东的日本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归国时带回大量珍贵的典籍资料,有利于浙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平安朝初期编纂的“敕撰三集”的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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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平安朝汉诗编撰事业于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以诗序为中心

本论文就日本最早汉诗集《怀风藻》以及平安朝敕撰三集序文中"并显爵里""爵次"等词进行观察分析,力证奈良·平安时期的诗集编撰事业的历史意义。本论以为,该阶段的日本诗集的序文一方面秉承了六朝时期《文选》序的特征,另一方面大量地吸收了唐代诗序的模式。而日本古代文学史通过"国风黑暗时代"的洗礼,真正被《古今集》而后和文敕撰史所继承的,并非表面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想、主题、技巧等的受容,而是从根本上理解并接受了古代中国的"文章经国"之道、"文化立国"之理。平安朝三百余年的繁荣乃至古代日本文化得以昌盛的根本,无疑根植于这种高贵的文化理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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