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与管理观点看法教义学的未来——通过实用教义学的AI化开拓理论教义学的新境界

不同于英美法系法教义学的事后—个案研究本质,大陆法系的事前—体系研究固有高度可预测性的维稳功能,但不仅在满足个案特殊情况期待的公平上较为不足,更因法律人投入资源之巨,使得原可保留做理论研究的人力受到挤压,以致形成长期失衡难以逆转的结构。对于没有法学传统,其法治的建构只能高度依赖系统性法制继受的国家,包括中国,其整体教义学研究的投入和产出可说同样偏弱,根本还谈不到实用与理论间的失衡。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尤其源于其与法教义学近似的学习、生成方式,而有快速消化海量数据的能力,果能做好阶段性规划,包括法律教育与司法体制的重新部署,应可根本翻转大陆法系国家法教义学的失衡结构,或彻底改善其先天不足的处境,大陆法系背后的法治国理念,既都高度倚赖法教义学的支撑,国家应可适度扮演规划监督者的角色。

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应首先考虑三点: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法理化——兼论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历经注释学到规范研究的方法迭代。着眼于规范研究超然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受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影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被青睐和提倡。囿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型尚未最终完成,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存在异化可能,即低估理论对实践的指引作用,盲从于立法和司法实践,消解来之不易的诉讼理论共识,蕴含退回职权主义诉讼体制之系统风险。停留在注释和实证分析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也终将枯竭其思想体系而退化为单纯的知识体系,最终由“深科学”退步为“浅科学”。充分肯定和贯彻当事人主义,实现法理在法律体系和审判实践中的泛在,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和研究方法革新的有益经验,亦是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目标与路径。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如何走向合作?——基于层展论和实践理性的分析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已摆脱早期的截然对立而开始走向合作,但目前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合作说”缺乏坚实的元理论基础及明确的实践主张。在元理论层面上,通过运用层展论分析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知,在认识论意义上法律独立于社会,而在本体论意义上法律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由此观之,法社会学忽略了法律和社会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法教义学则一定程度上以遮蔽法律对社会的本体论依赖为前提。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实践理性之目的考量可知,在常规案件和个别疑难案件中都应运用法教义学进行裁判,法社会学此时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出现大量极端案件致使(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长期大面积崩塌的情形中,需要由法社会学发挥主要作用,以引导法律秩序回归稳定。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寻求通约东西方法治文化的“重叠性共识”;基于本国现行的法秩序,通过体系化思维不断整合本土法治经验,通过动态解释机制适应社会变迁。法教义学对习惯的吸收,是实现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反思及展望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经过试点基层检察院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我国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广泛适用于大中小微型企业和轻罪重罪案件等本土化举措;另一方面也暴露合规不起诉有违刑法基本原则,进而危及刑事法治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参与刑事涉企合规的大背景下,必须为企业合规作为刑事激励措施的正当性提供刑法教义学根据。此时,就需要将合规案件的处理模式作为方法论课题,构建相应的单位犯罪论;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合规的出罪根据作为本体论课题,阐明其阻却犯罪成立的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下入侵物种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为保护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生物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本罪的正确适用有赖于从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本罪的对象是外来入侵物种,应采取生态系统标准说,且应不限于主管部门已发布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范围。本罪的构成行为表现为非法引进、释放和丢弃外来入侵物种三种行为类型。

法教义学方法与民法教学融合探析

法教义学方法对提高民法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但长久以来民法教学注重简单的知识传授,忽视了对学生理论素养和解决疑难案例能力的培养,将法教义学方法融合于民法教学存在困难。对此,我国民法教学亟需树立将教义学融合于民法教学的意识,并要求教师提高理论素养,增强法教义学功底,在日常教学中紧密结合《民法典》规定,深入剖析民法概念、让学生掌握法条内容、理解法律体系,用司法实践案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如此,考虑到教材是学生学习民法的启蒙资料,但我国目前大多数的民法教材只注重概念知识的讲解,而忽视了援引法条及讲解法律规范体系,应当在民法教科书中融合法教义学内容,提高民法教材质量。

系统法学视域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演进与贯通

刑法教义学系统在规范上的封闭性是刑法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认知上开放的前提,刑法教义学具备内部权威观点的选择体系,教义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人专业性的发挥,需要明确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之间的界限,发挥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作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是未来刑法发展的方向,为更好地实现二者融合与贯通,需要发挥两个系统的结构耦合作用,加强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沟通,实现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双向相助,借系统耦合作用而相得益彰。

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基础、解释方法与内在逻辑

被害人教义学自其问世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与质疑。批评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否定被害人教义学的正当性:被害人教义学曲解了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目的论限缩方法逾越了刑法规范核心语义范畴、被害人教义学实质上侵占了被害人的自由空间。事实上,将辅助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为包括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在内的扩张性概念,既是从社会契约论以及刑罚权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当前预防刑法背景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必然选择。目的论限缩原则的正当性源于对立法目的的忠实维护,被害人教义学作为目的论限缩方法,通过充分考虑刑法具体规范目的,并以犯罪行为的应罚性和需罚性为判断标准,能够实现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合理限缩。被害人教义学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家长主义并不排斥公民自我保护,因而并未侵占被害人的自由空间;被害人教义学在尊重法益主体处分自由的基础上提升了其自治能力,促进了法益主体自由的实现。

依规治党视域下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法教义学分析

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法教义学则是依规治党的重要方法论。以民主集中制为分析框架,可以梳理出一个保障与限制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规范体系。党组织自始至终都尊重和保障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但是党组织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而外化,则成为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规范体系适用的关键节点。节点之前,党员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只要意见本身不违反纪律即可;节点之后,党员只要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仍然可以声明保留不同意见,并且可以继续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但在提出不同意见的对象和方式上应当有所限制。

教义法学背景下法科生法律思维的培养

培养法科生的法律思维是法学教育的目标之一,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教义法学,立足于本国实在法学习和研究,对法科生的法律思维培养可以帮助他们掌握法律方法论,培养公平正义的法律人精神,为法律职业道路奠定基础。建议在观念上重视法律思维培养,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考核方式、利用本科导师制和校园法律文化等方式多维度培养法科生的法律思维。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破产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之法教义学证成——兼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将管理人的处置行为认定为“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并将履职费用定性为破产费用”的裁判观点缺乏证成理由。经法教义学检验后可知,管理人处置危废物行为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建立涵摄关系。但处置行为属于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而处置职责可以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九项建立涵摄关系。在法教义学构造论上,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应是一种补充责任,而法院、债权人等主体可以要求管理人履行该职责。另外,法院将履职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的结论正确,但法律依据应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类雇员——法制史、法教义学及法政治学上的思考

在发表《雇员概念及劳动法》(NZA 1997,569)这一基础理论性文章后,笔者又撰文对类雇员制度进行进一步探讨。从“类雇员”法律历史渊源到法教义学基础的长期发展最终形成该术语的定义。最后,笔者以相关法政治学上的思考作为结尾为本文画上句号。

行政协议范围的法教义学分析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实施职能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其内容必须要符合合宪性审查,以保障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平衡。《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不仅规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还创设了“兜底条款”,这就造成了行政协议范围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亦对实在法的稳定预期造成影响,在实践中还会为腐败滋生预留空间。因此,需要通过对行政协议的概念和本质内涵进行法教义学的意义阐释,提炼出符合合宪性审查和比例原则的认定标准,按照功能主义的进路和同类解释的进路,明确划定行政协议的范围。

民法典视野下数据流通合同的无名化教义学归属

数据流通合同,系指在数据生产、加工、使用整个链条中存在形态各不相同的数据在不同掌握个体间发生交换、结合等行为涉及的合同。在数据流通合同这一大的集合中,往往面对着基于复杂多变的数据流通形态而形成的各类合同。目前,以给付特征分类处理相关法律问题是世界通行之做法。基于此,立足于解释论的立场,在《民法典》视野下对数据流通合同的类型划分和与之对应的教义学定位展开讨论。根据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教义学剖析,将数据流通合同整体定位至无名合同的范畴属于当下相对合适的做法,根本原因在于其属于立法者对现有规则设计要义之外的新型合同。如此做法在尊重立法者初衷的同时又可以通过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而激活我国《民法典》的现有规范,以便解决数据流通领域中有关合同法的相关法律难题。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教义学分析

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的行为规制具有双重面向,即行政法层面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刑事法层面却鲜有案发。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国家没有出台关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导致司法适用存在模糊。该罪法益应明确为国家对外来物种的管理制度以及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宜限定为有权部门发布的名录所列物种。犯罪客观行为中的引进行为应限缩解释为从境外引进,释放和丢弃行为应明确不作为犯和特殊行为的实质内涵。主观的罪过形式上应否定过失犯的成立,而仅肯定故意形态的犯罪。罪状中的情节严重应作违法性构成要件要素理解且仅包括客观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