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福利视角下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历史演进及价值负载

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和责任,统一了教育质量的标准以及管理和监督的程序,其注重儿童权益、追求教育平等、强调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化教育的立法理念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文章从教育福利的视角,阐释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历史背景、代表法案及具体内容,分析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演变历程及所承载的价值,揭示国家在儿童早期教育法律框架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在初创期、发展期、改革期和全面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都体现出对教育公平的持续追求、对教育规范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教育福利不断探索的价值负载。

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自1945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韩国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建构逐步展开,经历了探索、独立与成熟三个时期,并呈现以下特征:纵向法律体系层次分明,上下有机衔接;横向法律覆盖领域广,配套相互补充;立法更新与时俱进;具备职责明确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保教并重,推进一体化发展;专门经费立法,规范费用收支。鉴于以上经验,我国应加快立法步伐,尽早确立以《学前教育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正确运用政策与法律的互补谐变,完善法律横向配套衔接;健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尤其应重视完善国家学前财政保障机制;注重保教一体化,关注托育服务立法。

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文本考察、问题分析与因应路径

运用法治化手段加强新疆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当前,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存在体系化不足、部分条款可操作性弱以及实施效果考察机制缺位等问题,需从出台新疆国家认同教育专项立法、细化隐性立法规范、全面构建实施效果考察机制三方面着手,以推动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发展完善,进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着力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

变革与回应:人工智能教育立法的四维路径

通过系统化立法来规范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人工智能通过赋能教育为不同教育主体带来了全新机遇,但亦引发了教育公平与教育安全遭遇挑战的浅层风险,以及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消解这一深层风险。当前,新一轮立法事业的开启为应对上述风险提供了历史契机,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为立法本身带来了挑战。人工智能教育立法的四维路径在于巩固既有革新,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及立法挑战:其一,普及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巩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格局;其二,通过技术性正当程序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浅层风险;其三,通过人工智能教师运用职业操守化解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深层风险;其四,构筑多元规范体系和敏捷治理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的不确定性,规避传统治理手段滞后性的不足。

人工智能教育立法:基于教育法典的体系化编纂路径

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教育立法的难度。相比于教育单行法,作为教育领域“根本法”的教育法典将能够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展开最为周延科学的规范,助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健康发展。作为体系型法典,教育法典必然采用“总分架构”。教育法典中人工智能立法可通过总则的“在线教育”“法律责任”以及分则的相关编章进行体系化编纂。首先,教育立法的核心及编纂主线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故教育法典分则相关编章需分别为政府及学校设定人工智能教育资源普惠性的促进义务,使教育主体能平等享有人工智能的教育红利。其次,针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可能引发的风险,教育法典可在总则“在线教育”章,一方面引入技术性正当程序,设定算法和数据的透明义务和审计义务,以及教育标准事务不得自动化决策义务等,明确教师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规范与专业操守;另一方面,依托敏捷治理手段,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事前监测预警平台、事中快速响应的因应机制、事后动态完善的持续发展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未知风险。最后,为了确保义务条款得以顺利实施,教育法典可在总则“法律责任”章通过引致性条款与具体责任条款的妥适选用,构筑健全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法律责任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教育立法比较研究

在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本文通过对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形式与层级、时间与地域等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并对立法体系框架和立法具体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发展完善的启示和建议。

大学治理中高校校规与国家教育立法的冲突及其协调

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依赖于作为“强制型规范”的国家教育立法提供外部保障,也需要作为“自治型规范”的高校校规形成内在支撑。在大学治理实践中,高校校规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逾越、国家教育立法对学术自治空间的限缩,揭示的是二者之间在规范内容上的冲突。在规范适用中出现的价值判断分歧,体现的是二者之间在司法层面的冲突。校规制定与统一立法缺乏协调制度、国家公权力与大学自治权相互博弈、司法难以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是二者存在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现代大学治理需要妥善协调两种规范的“内外平衡”关系,其正当性既体现在“强制型规范”与“自治型规范”的可通约性,也取决于立法的“谦抑性”与校规的“有限性”。在具体规则构设上,既需要建立高校校规与国家教育立法的沟通机制,也应当完善高校校规的制定程序和民主参与制度,同时还要推动司法程序性审查向正当性审查的发展。

论我国教育立法权限的划分

教育立法的权限划分包括教育的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形式以及立法权限内容三部分。教育立法主体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不同立法主体的权限形式和内容,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教育立法的主体范围大、教育立法权限形式种类多、立法权限的内容较清晰,但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现状研究——基于CiteSpace的数据分析

终身教育立法是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法律保障,具有明晰终身教育发展走向的纲领性作用。文章以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二十余年来国内有关终身教育立法的研究现状,发现存在学术关注度不高、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研究主体集中、学术合作较少,理论研究较多、实践研究涉及不够等问题,未来需深化学科融合的研究理念,打破研究壁垒,推进研究领域和研究群体的交叉融合,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科学性,助力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进程。

芬兰职业教育立法对我国职普教育融通发展的启示

芬兰的义务教育年龄延长到18岁,职业教育贯通,设立了提供学士和硕士教育的应用科学大学。芬兰职普教育双轨融通、互补互促的相关立法保障了芬兰经济社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供给。为了尽快实现我国职普教育的融通发展,建议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立法;推进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创设的步伐;在促进职普教育特色发展的同时,加强职普高中知识互渗,给予学生更多在双轨教育体系下的流动性,提高他们终身学习和就业能力。

美国学前融合教育立法变迁的经验与启示

学前教育作为我国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其不只为普通幼儿提供教育,也为特殊幼儿提供教育。特殊幼儿的受教育权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够维护与实现。我国特殊教育的法律在学前教育领域是缺失的。美国的学前融合教育立法发展较为完善,尤其是从美国学前融合教育立法变迁过程中总结的特征与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韩国校外教育立法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学院设立·运营和课外辅导的相关法》的分析

韩国关于校外教育的法规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初,从校外教育行业诞生之初,无论是伴随历次教育改革的契机,还是出于解决行业急速发展但缺少必要监管、引发社会问题的实际需求,韩国社会和政府始终重视和善于利用立法精神和内容,不断明确校外教育性质、各主体权责和治理边界等关键问题,并对立法本身作出合理性解释,现已发展出以《学院法》为主体的成熟体系和配套政策机制。基于《学院设立·运营和课外辅导的相关法》,对韩国校外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总结,可以为促进我国校外教育立法,科学发展校外教育培训提供借鉴和参考。

教育立法必须回归教育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属性,它要求国家主动干预,维护公共利益;要求国家财政支持,改善整个社会的教育条件;要求以社会为本位,维护每一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由于传统法律部门难以回应教育公共性凸显所反映的社会要求,教育法应运而生,成为维护教育公共性的一个理性选择。2002年之前的教育立法,整体看是为了实现改革目的、实现"以法治教"而制定的法,缺乏与教育内在价值的呼应,不能发挥社会所期待的、应有的功能,在前期教育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导致了教育的公共性危机。当下,教育立法必须回归教育的公共性,以教育的公共性为教育立法的核心价值基准,教育法各要素的规范也须考虑公共性的要求。

德国教育立法权配置的基本逻辑

教育立法权配置是教育立法中的核心与前置性问题。我国与德国公法渊源甚深,考察德国教育立法权的配置对我国教育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代德国教育立法权的配置体现了法治和社会福利原则的基本要求。其配置的基本逻辑是:以保护教育权利为旨归,纵向上强调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与合作,横向上通过行政立法及司法审查对议会立法进行补充,通过各种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现教育立法权的均衡合理配置。

省级行政区农村成人教育立法初探

农村成人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力源泉和根本途径。当前法治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且法律法规涉足教育领域已呈必然之势;但作为调整和规范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上位法律,成人教育法的出台却依然遥遥无期。在这种态势下,尝试提出了省级行政区农村成人教育立法这一构想,进而对这一立法的提出、必要性、可行性和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便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立法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圈,在教育制度、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二战以后,高等教育领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背景下,两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相互借鉴,吸收对方有益之处,本文就二战后中日两国的高等教育立法上如立法概况、立法体制、特点、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中国学前教育立法:思考与进程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个体全面健康发展,巩固和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与效益,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根本性质。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主导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责任,其中,立法保障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既是现代政府职责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诸多突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与迫切需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有:学前教育行政管理力量严重不足,幼教领导与管理失去有效保障;学前教育经费严重匮乏,事业发展缺乏基本的经费保障;幼儿园的办园体制、投入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急需在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构建学前教育新体系;教师身份不落实、待遇缺乏保障,队伍不稳定;各种社会力量办园的条件、权力和行为缺乏应有的规范与保障等。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上位的法律规范与保障,因此,专门法的缺失已严重制约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已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基础。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强化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凸显和增强政府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职责;以公平和均衡为基本立法价值取向,优先保障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立法重点应抓住影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性、深层次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明确规定学前教育的性质地位、政府职责、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教师队伍建设及建立督导评估与问责制度等。

中外民族教育立法中双语教育规定之比较

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

环境教育立法研究

通过对环境教育的分析,指出目前在我国迫切需要对环境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并且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的环境教育立法所确立的基本理念,提出我国在未来进行立法时应当遵循的几点基本理念。同时,对于未来环境教育立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作分析,并结合我国现有的实践,提出我国未来进行环境教育立法时,所应当建立的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