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学生的散文创作——以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为例

山东师范大学不仅在学者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培养出了一批以散文写作见长的作家,这批作家的散文创作与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经过了1950—1977年的“自然发展期”、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平稳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探索期”,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教育体系,为学生走向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形成了解读大学文学教育的典型个案。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分析这批散文作家的学习经历与文学创作,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规律,进而深入探索高校文学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

启蒙意识与经典味道——论王彬彬近期的散文创作

王彬彬近期集中创作的散文,主题上表现出浓烈的启蒙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人性深处习而不察,甚至有些扭曲了的人性现象的揭示。这种揭示发人深省。散文在艺术上散发出经典的味道,主要表现为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文本意蕴等方面,与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文本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其散文写作在艺术上一出手就显得颇为成熟,并且独具特色。

“良知之助”——论王阳明江西时期散文创作

王阳明江西时期散文创作内容广泛,涉及军政、哲思、讲学、社交等;创作体裁多样,以书信、奏疏、公移等实用类文本为主,辞、赋、序、记、说等文学类散文创作数量相对较少。王阳明江西时期散文创作的重点在于“良知”体用。就体而言,其从理论层面阐发了“良知”思想;就用而言,其体现了以“良知”应万变,贯彻“中和”之道的特征。基于“明道”的终极理想及对语言有限性的认知,王阳明在表达方式上倾向于“立象”,善用譬喻,以小见大,情理兼备。

延安精神与散文创作

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中国大地还沉睡在一场漫长的噩梦里,天灾、疾病、贫穷、饥饿还像驱不散的幽灵一样在延安的村舍间和窑洞里游荡,那情景曾使我极度地焦虑和痛苦。但是,那南泥湾的莽莽丛林,关旗镇的巍巍山岭,还有那崖畔上一枝枝怒放的山丹丹花,以及在云天里飞扬的阵阵粗犷、雄浑的信天游歌声,却依然给我留下了如诗如画般的美好回忆。

论夏立君散文创作的艺术建构及精神求索

夏立君散文从传统文化、生态文明、乡村记忆三个维度展现出带有个人标签意味的艺术建构及精神求索。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夏立君既擅长对时间与历史中的研读对象进行系统的洞察、省察和总结,又能深入挖掘和阐发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乡村的内在关联及现实意义,使散文创作展现出多元的美学特征及价值追求,显露出坚守与反省同在的精神风貌。

多重审美视角的勘探与发现——关于洁尘散文创作的一种解读

洁尘是四川知名的散文作家,自1997年以来,她先后在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余部散文随笔集,她在其散文创作中展现出审美视角的不断轮动与转换的特征。这无疑是一种有趣的文学现象。以她的《提笔就老》《一朵深渊色》《啤酒和鲈鱼》为理论观察对象,通过对其分析、评述和阐释,力图窥探作者散文创作的秘密,尤其是作者散文创作给予四川当代散文的深刻启示和理论借鉴。

“对自己的一种认领”——帕蒂古丽散文创作论

帕蒂古丽是新世纪散文创作名家方阵中的重要一员,帕蒂古丽散文属于那种理想型创作,即以饱含生命力的文字重塑精神自我和经验自我,表现出创作主题上的纯净与坚守,最终为读者呈现出嘤嘤悲唱的漫游者和望乡人“帕蒂古丽”形象。其散文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生存哲思的意味,以小说写散文的风格。在一次访谈中,帕蒂古丽谈到自己散文创作的基本理念:“我的写作看起来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认领,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领。‘你’在时间中险些被‘我’丢失了,我终于看着她沿着记忆回来,重新找到我。”[1]

绘画经验与文学表达——论陈丹青散文创作中的观看之道

陈丹青的散文特质与其绘画实践关联紧密。陈丹青的绘画经验使其产生了一系列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而这些独特的“看法”也影响到他散文的“文法”。具体言之,绘画技术带来的视觉思维,使其散文精于色彩、光线、空间的描摹,侧重对肖像、衣着、建筑等可视层的关注;“抛开本质看现象”的观看与思维方式,则使其散文多作客观描写,由此展现出戏剧般的场景感;他在绘画中习得的从“退步”和“局部”出发打捞历史丰富性的经验路径,则影响到其散文对“细节”的发掘。从绘画经验出发理解陈丹青的散文创作,不仅可以考察图像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借此把握陈丹青艺术实践中的认知框架和经验脉络。

论安宁的散文创作

安宁是内蒙古的新生代女作家,以散文写作见长于文坛。安宁散文以乡土、校园、草原生活为题材,重在书写普通百姓的人生百态、人性善恶、人情冷暖,是纯正、严肃的“人的文学”;艺术上博采散文和小说多样笔法,以自我为视角,话语优雅冲淡,独具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捧在手心里的老娘土——李玉洋散文创作论

每每读李玉洋的作品,心中总涌动着一些钦佩,一些感悟,一些共鸣,不吐不快。于是,有了以下的文字。迄今为止,李玉洋已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分别是2011年出版的《汶河岸边是我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那些年那些事》(泰山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诗集《故园风情》(现代出版社),三本作品集加起来有近30万字。

论童庆炳的散文创作思想——以《苦日子甜日子》为例

童庆炳的散文创作思想是他的文学观念与生活经历的结合,他将自己的真实经历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都融入散文中。本文主要对童庆炳散文创作思想的内容、特色和价值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讨论他散文创作思想中的生命真实性、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以及语言形式的平淡新奇。童庆炳的《苦日子甜日子》用最平淡无华的语言形式叙述着他的审美体验,字里行间都是他人生百况的真实写照,是一种生命文学,对当代中国的散文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评王充闾的散文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革命的浪潮已经平息。那些摇旗呐喊激动人心的文学革命场景，在历史的布景上逐渐暗淡并最后消失了。对于文学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代，习惯于革命的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革命的口号、话语甚至理由。

论当代散文创作的现实性问题——兼及当下的一些散文现象

“现实性”是一个老问题。它的含义很广泛。也十分复杂十分含混。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主观的理性认识；它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甚至是“无边的现实”。现实性有时也被看成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总之，这是一个虽纠结不清，却是一个自“五四”以来，我们不得不时时面对的概念。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贾平凹散文创作生态论

贾平凹是新时期文坛中较早触及生态美创作的作家之一。他在散文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一种审美的生态思想:在微观上,他刻意描摹自然的原生情态美,展示生态的生机与活力。贾平凹描摹自然生态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客体化(人的自然化),即将自己移入对象之中客观描写自然,展示对象的美,很少抒情,二是客体主体化(自然的人化),即通过对客体结构形态的描摹,抒发主体的诗思哲情。在宏观上,他努力创造“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表现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发展关系:生命和万物的同一是贾平凹“和谐”艺术世界的亮点。这种独特的和谐文化意识,主要源自作家人生过程中习染的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生活的古朴淳厚的“商州”文化濡染,二是受中国人传统宇宙意识的制导。从现实超越性上,他批判“工业文明”的生态悖论,追寻着人的生态本真:工业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丰美的物质享受,但无限膨胀的欲望又将人类带入破坏和谐关系的悖论,使人陷入“自掘坟墓”的险境。

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散文是其文学创作之主体。曾国藩是一个各体皆善的散文家,其最胜长的文类是序和记。曾国藩成功地承接了韩、欧古文的统绪,因而延续了中国文章之正统。曾国藩大力包举并振起了桐城派的余绪,因而最终成为桐城派之正梁。曾国藩以创作实绩促成了桐城派的中兴,因而使桐城派堂庑正大宏阔。曾国藩为文讲究气势与文采兼胜,因而保持了中国古文之正传。曾国藩的散文成就其基本特征是量多而文正。曾国藩在文学批评领域亦有建树,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梳理,二是经世的强调,三是谴责性批评。在中国长期以来缺少谴责性的批评,因而曾国藩的这一文学批评范式尤其值得肯定。经学成就了曾国藩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制艺训练是曾国藩散文创作的基础,经学思想是曾国藩批评理论的根基。

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论巴金晚年散文创作

巴金晚年散文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界杰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 ,在思想和艺术上具体表现为 :一、坚决、彻底否定与揭露“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与思想根源 ,反复呼唤恢复和高扬“五四”人文精神 ;二、在解剖社会种种积弊的同时 ,无情地解剖自我的灵魂 ,立志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 ;三、自觉继承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春秋笔法”。

论叶圣陶建国前的散文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而赢得声誉的。然而叶圣陶在创作上本是多面手,并富有驾驭各种艺术样式的才能。且说叶圣陶的散文创作,他曾结集出版过《剑鞘》(1924)、《脚步集》(1931)、《未厌居习作》(1935)和《西川集》(1945)等多本集子,此外还有散见于各报刊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和信札等数百篇。尽管郁达夫在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曾收录叶圣陶散文5篇(入选篇目仅次于周作人、鲁迅和朱自清),而阿英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如同郁达夫一样,也对叶圣陶的散文作品予以高度评价。然而,194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家和新文学选京,在谈及中国现代散文时,往往只提到《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等极少数几篇叶圣陶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