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部门如何运用政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创新活动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出发点,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宏观上能够提升地区风险投资活跃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能够提升企业处理信息能力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开展。市场化程度是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的双重拟合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现出更大的促进“加速度”。

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双碳背景下非遗造纸技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创新研究

造纸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承载了大量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在双碳背景下,通过现代数字化的创新方式对造纸技艺文化产业进行合理有效保护是一种新的路径。数字化创新是在多样化平台的基础上,配合计算机三维模型和产品捕获技术将非遗技艺转化为多媒体内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创造更多的便利。本文以双碳为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非遗造纸技艺的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模式,为非遗的有效传播以及抢救性保护提供了可行性的策略。本研究为非遗造纸技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为促进文化传承与环保发展相结合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的适应性选择机制

针对现有研究中导向型、涌现型、权变型三种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的研究结论不兼容甚至矛盾现象,本文基于知识观探讨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的适应性选择机制,将三种创新战略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通过揭示组织的知识结构、认识系统特征与数字化创新战略选择及其绩效之间的复杂组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从知识观视角看,组织的知识结构与认识系统特征构成企业选择数字化创新战略的两个关键因素;(2)导向型与涌现型数字化创新战略之间既互补又替代,组织知识基础条件之间的差异形成导向型与涌现型战略之间的权变型战略。据此,本文提出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的适应性机制理论,推进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与适应性变革的交又理论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管理启示。

数字化创新、企业边界重塑与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专利文本信息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厘清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尤为重要。借助IPC分类号识别出2012-2021年智能制造上市公司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从重组视角出发,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文本分类模型对专利摘要信息进行学习,进一步将数字化创新专利划分为设计重组和使用重组两类,以考察二者对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设计重组和使用重组能够显著促进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且使用重组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化创新可以通过缩小企业纵向边界和扩大企业横向边界促进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处于技术快速变化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区域的智能制造企业而言,数字化创新的经济效应更为显著。结论可为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启示,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失败学习与制度资本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的组态研究

运用fsQCA方法,基于258份有效样本,从组态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失败学习(个体失败学习、组织失败学习)、制度资本(正式制度资本、非正式制度资本)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复杂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单个因素不构成企业高/非高数字化创新的必要条件,但是高数字化技术水平在产生企业高数字化创新过程中发挥普适性作用;其次,产生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组态有5个,其中存在两组二阶等价组态,第一组二阶等价组态由3个组态构成,均以高数字化技术水平和高个体失败学习为核心条件,并分别以高数字化应用范围和高组织失败学习、高数字化应用范围和高制度资本、高数字化应用范围和非高制度资本为边缘条件;第二组二阶等价组态由2个组态构成,均以高组织失败学习和高非正式制度资本为核心条件,并分别以高数字化技术水平、高个体失败学习和高正式制度资本,以及高数字化转型和高正式制度资本为边缘条件。

知识资源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在数字化的情境下,关于知识基础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尚存在不同观点。为利用和盘活已有知识资源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基于知识基础理论,通过4103家中国企业2010—2021年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知识资源的不同性质对于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知识重组能力等情境变量在传统知识资源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宽度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宽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深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可见,组织需要较多的异质性知识,不能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才能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涉猎更丰富的知识领域,拥有多样化的异质性知识元素,同时对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和匹配,以实现更高效的运营和业务目标。

国有资本进入对民营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兼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机制

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基础,通过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助力企业适应数字化创新对传统技术创新范式及行动逻辑的变革。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形成的数字化创新共同体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推动民营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有效治理安排,国有资本主要通过发挥示范引领、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创新,且在战略性国有资本参股、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的地区,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充分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优势,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统筹协调、资源赋能与组织动员能力,构建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数字化创新模式,以实现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旅游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路径研究——以携程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是旅游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商业模式理论与数字化研究成果构建理论框架,依据数字技术在携程商业模式应用中的特征差异划分阶段,归纳各阶段的主要路径,探讨旅游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特点、动力源以及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在互联网平台化阶段,互联网技术引发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和价值主张三个触点并将数字化创新延伸到商业模式各要素之中;在平台移动化与智能化阶段,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企业业务层面联动、需求与供给层面联动,推动平台业务扩张;在生态网络化阶段,云储存、云直播等促进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与价值共享三个环节的整合与再造,实现商业生态网络数字化深化和共赢:三个阶段的成效对携程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均起到正反馈效应。在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特点上,携程与制造业企业对比,更加注重供需关系的动态平衡;而与其他互联网企业对比,携程更加注重对上游供应链的建设。另外,推动携程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意识与战略执行能力。

旅游产业数字化创新的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产业数字化创新成为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探究数字经济下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通过因子分析法定量评估和甄别了旅游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利用熵权法对2016—2021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旅游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源、资金资本、数字技术、市场规模、产业基础、交通条件、信息化水平、政府支持、创新能力等因素对旅游产业数字化创新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政府支持、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作用最大,数字技术和市场规模因素影响作用较大,交通条件影响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小。

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的数字化创新与实践研究——以湖北荆门圣境花谷项目为例

目的:认清后疫情时代文旅面临转型升级、产业供需失衡的问题,要紧跟国家战略导向,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数字品牌新业态,以促进文旅创新发展。方法:文章总结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的现状,把控当下文旅市场的发展趋势,以湖北为例,梳理其在政策、资源、环境方面的文旅数字化创新基础与痛点。结果:立足湖北荆门的文旅项目实践,归纳形成具有应用性和可复制性的文旅数字化创新策略。结论:基于项目实践,提出发展“数字+”文旅产品多元变现模式、塑造“数字+”特色化文旅IP形象、打造“数字+”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三点对策。

大运河枢纽洪泽湖大堤石刻的数字化创新

洪泽湖大堤石刻主要包括工程碑记石刻、御题石刻、吉祥图案石刻、吉祥文字石刻等。石刻内容丰富、镌刻精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然而随着湖水的侵蚀、自然气候和人为的破坏,石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损害危机,开展数字化保护已迫在眉睫。本研究选取代表性石刻,对其造型结构、图案与纹饰进行数字化创新性设计与应用,主要方法是将石刻中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及大堤文化的历史信息与现代化的视觉审美相结合,通过三维模型的处理和图像的深度配合,实现对洪泽湖大堤石刻的三维建模与文化衍生品的设计开发,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应用,为科普和传承大堤石刻文化和运河水居文化提供参考路径和可行性方案。

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的纺织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个性化要求。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正深刻地影响着纺织企业,数字化创新为纺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本文构建了数字技术采用在数字动态能力的影响下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效用的理论模型,其后基于对纺织企业的问卷调研开展实证分析,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将为纺织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提供有益指导。

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开放式创新与数字化能力的作用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已变成企业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收集了来自多地企业的403名中高层管理者的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2)数字化能力在这个模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3)而开放式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结果对企业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褶皱服装数字化创新研究进展

为了促使褶皱服装朝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升服装行业核心竞争力,文章综述了现阶段智能制造背景下褶皱服装的数字化创新研究进展,分析了传统褶皱服装中数字化创新设计的必然过程,从褶皱服装的造型、面料、工艺、色彩4个角度出发,结合客观评价整理了褶皱服装数字化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褶皱服装相关数字化创新的研究方法,最后阐述了褶皱服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及展望。未来褶皱服装应侧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促进艺术与科技相互融合,优化设计思维,注重科技时尚、数字创新、人工智能等,以期实现可持续时尚下褶皱服装的数字化创新设计。

制度压力视域下供应链数字化创新驱动因素研究

供应链数字化创新已成为企业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制度理论中的制度压力视域出发,选取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市场化进程、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分别作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对供应链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同时探索制度环境变化速度在其中的情境作用。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对供应链数字化创新均有积极影响;制度环境变化速度在市场化进程与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之间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媒体关注与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结论对于有效识别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创新的驱动因素,厘清制度压力对供应链数字化创新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金融科技赋能企业数字化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随着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已逐渐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基础保障。文章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对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明显促进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在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较大市场规模地区企业作用更强。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资源配置均在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重要机制作用。

数字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利用江苏省1726家重点企业调查问卷与13个地级市宏观指标的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并检验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城市建设显著促进当地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在进行两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区位因素、技术条件、管理模式和组织方式影响,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存在差异化影响;数字城市建设水平提高使得企业更倾向选择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多元化,对四种具体企业数字化创新路径的检验发现数字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实现物联网远程管理影响最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城市人力资本、政府调控能力、科教财政投入能正向调节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立足江苏实践,为制定政策加快数字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高管团队经验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解释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构建高管团队经验影响数字化创新的模型,引入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并探索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和高管团队异质性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创新;创新能力在高管团队稳定性与数字化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在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数字化创新的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环境自主权正向调节高管团队异质性与创新能力间的关系;组织自主权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创新能力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即企业要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营造良好团队协作氛围、拓宽经验交流渠道和创建灵活制度环境。

新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数字化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数字化创新能够正向促进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源配置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结合新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为物流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