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研究--以全国首个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为纾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可行的新路。根据对全国首个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的案例剖析和区内588家小微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小微企业融资行为符合普惠金融“短、小、频、急”的典型特征,融资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资金用途多样,但是信息和信用不对称制约其融资可得性。实验区以服务小微企业为中心,构建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全国首个区块链数字征信平台、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充分发挥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但是,要复制、推广实验区的建设经验,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因此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稳步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深化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融合应用,探索构建全国互联互通的数字征信平台和数字普惠金融“元宇宙”,以期在更大范围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融资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缓解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和金融服务体系薄弱与日益增长的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现代化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鲜有将其与乡村产业振兴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本文从乡村产业生产、乡村产业延伸、乡村产业功能和乡村产业支撑四个维度构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和乡村产业振兴速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边际效应呈现明显差异;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缓解经营主体约束和激活市场活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乡村产业融合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2011—202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机制与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通过变更系统GMM估计方法、替换变量处理以及样本期间波动性问题处理等方式进行检验,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显著增加信贷规模、改善信贷结构和提高信贷质量等信贷供给机制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还通过显著促进创新创业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农经济比重较高、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省份,且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组别,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错配抑制与中小企业景气提升

金融歧视下的资源错配,已成为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何突破这一约束,融合“普”与“惠”的数字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资源的诉求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中小企业发展调研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都能促进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融资匹配度,由此提升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特别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的提升作用具有“均衡器效应”,景气状况较差的中小企业能够从中获益更多。为此,应当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借助其抑制金融资源错配功能,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其发展中的景气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企业创新

以2011—2018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项子指标均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排序效应和规模效应。具体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高生产率、小规模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加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了创新产出。因此,确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发挥普惠金融的“普”“惠”特性,有利于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拐点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识别促进拐点以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居民收入水平维度以及收入差距维度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国东部、中部地区并未处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最佳区域,而西部地区处在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策略,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数字普惠金融通道。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011—2021年和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支付、信贷、保险和收入分配等渠道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且支付渠道的减贫效果更好;空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本地区的相对贫困,但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显著。因此,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和加强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助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理论机理及省级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了新模式和新方法。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以斯蒂格利茨-维斯信贷配给模型(S-W模型)为基础框架,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两大核心优势——大数据和大样本供需方,通过分析两大核心优势对S-W模型中的假设条件、资金供求双方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剖析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小微企业信贷配给的理论机理。同时通过研究各省小微信贷可获得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分项指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小微企业融资中大数据和大样本供需方实现机制特点,及不同类型省份异质性差异。研究结论显示,大数据和大样本对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都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发达省份相比欠发达省份在大样本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但在大数据应用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未来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发达省份主要是提升大数据应用技术并向欠发达省份溢出,欠发达省份主要是补齐大样本供需方短板,由此形成全面、协调、共享、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时代,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能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来自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解读。数字普惠金融既能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能推动农业资本深化,加快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收敛。在高附加值农业比重大、粮食业产量占比高以及农村金融市场完善的国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提升互联网普及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快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普惠性融资支持,创新农业信贷支持投融资模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降低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基于信息披露与创新驱动视角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创业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机制检验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中小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更好地防范和化解中小企业财务风险,提升其高质量发展能力。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效果更优。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支持措施的广度及深度,以地区分类建设为突破口,引导并支持各中小企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加大创新投入,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本文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政策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能力以降低财务风险的机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环境稳定和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城市群建设与共同富裕效应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金融发展的新业态,融合了数字性和普惠性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抓手,值得高度关注。利用2013—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发展与共享的核心内涵构建的指标体系测度了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进行了检验。基准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这种效应在城市群地区更加明显,在缓解内生性、变换样本、调整变量及更换实证模型重新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内部主要通过降低来自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的交易成本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在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东部城市群更加明显。分维度回归揭示,城市群政策主要激活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最后,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城市群建设、结合城市群发展特征制定政策、激活金融行业数据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效应的有效路径。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研究——基于我国25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与“低成本覆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发展与共享”理念测度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然后,以我国25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细分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这种非线性关系均显著。研究结果不仅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还揭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消弭数字鸿沟”“关注数字普惠金融门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是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作用的关键要点。

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机制与门槛效应分析

为高效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以创新参与度、创新产出能力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异质效应与非线性效应的多重视角,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会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效应为正,且存在累积递增效应;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参与度和创新产出能力进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而且创新产出能力的中介效应更强;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效应更强;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动态非线性关系,在门槛值之前存在阻碍作用,只有越过门槛值后才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参与度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但是创新参与度的调节效应要小于创新产出能力。由此提出应积极发展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信息技术和传统金融高效融合、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度融合、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科技成果转化策略等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动态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从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短期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相较于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同时达到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