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

吴承学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树立和建构,并在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涵图谱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还在发展和探索之中,仍有很大的可开拓空间。借鉴韦勒克文学研究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科划分,以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来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在综述近20年来文体学学科及其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析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古代文体学传统中三个分支的原生历史存在形态来印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学理性和合理性。

媒体融合中的新闻文体遮蔽:表现与规避

新闻传播存在的意义是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一意义的实现主要得益于系统性地从事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媒体。专业媒体在职业实践中逐步明确传播信息和联系社会两大重要功能,前者靠新闻报道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建立在新闻报道基础上的评论或分析达成,并由此而形成文体规范。然而,随着媒体融合的加深,新闻写作日趋杂糅,社交媒体平台推送缺乏文体标识,新闻文体被遮蔽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一现象或将削减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并影响人们的判断与行动,影响公共舆论和社会共识的形成。专业媒体作为新闻业最为重要的实践主体,必须奉行严肃规范的采编方针,在媒体融合中坚守而非弱化已经运用成熟的新闻文体。

论商务英语文体

商务英语文体学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和学科理论体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已有不少研究商务英语文体的文章发表,但将商务英语文体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通过探讨商务英语文体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问题,进一步论证商务英语文体具有显著的“商性”特征,重点对商务英语文体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学科“基本问题”等做了详细论证,对建立商务英语文体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旨在为商务英语文体学的建立做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青词”概念及其文体演变发覆

青词初为道教奏章祝文,因太清宫斋醮停祝版而产生。“青词”取自书写纸张的颜色,“清词”则与斋醮场所太清宫有关,且由于音乐性,初定名为“词”而非“辞”。青词虽产生于玄门,但撰写者与体例都打上了世俗文书烙印,撰写者为翰林学士,格式上则仿唐代表章。自晚唐杜光庭之后,青词逐渐脱离太清宫,向普通斋醮词过渡,至宋程式化书写减少,抒情成分增加,进而分化出宫廷斋醮青词与民间斋醮青词不同类型。这也使“青词”由最初的文体概念向文类概念转变,后世更将绿章、对联、绝句等醮词视为青词,青词逐渐向纯文学靠拢,成为融合宗教学、文体学和民俗学的特殊文类。

论散文文体边界——以李修文的散文创作为例

2017年以来,李修文接连出版了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在人间赶路》。其散文浓郁激烈的抒情风格,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以及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戏剧等古典美学元素的融合,令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李修文写作的文体特色,但他们在其文体特征分析和归属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认为,散文文体边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界限,而是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审美互动关系中生成的。李修文通过建构作者、主人公、书写对象的情感共同体;运用视角、情节、结构等叙事手法打破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创造出散文的双重审美距离;最后通过对中国古典资源的风格互文,使读者在审美移情中达到共鸣。其写作实践游离于散文和小说边界之间,挑战了传统散文的真实性原则,对于当代散文理论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电影文体的生成“母法”、路径与成因

电影文体的母法与文体生成的关系重大,它是在电影的叙事层面、非叙事层面以及民族、国别、文明观的差异语境中,关于哪种元素(以及组合)、何种路径凸显为具有文体命名特征媒介的技法。电影文体的“母法—形态”论,可从体裁形态、语体形态和风格形态探知,而“生成—动力”论,则可从成因研究和生成路径加以研究。其中,成因研究可细分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意向研究。生成路径则包括风格路径、时空诗学路径、语境路径、情感结构路径等,且这些路径之间,呈现类似块茎的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电影文体问题主体性和体制性不足等问题便可水到渠成。

商务英语的语篇文体特征:基于隐喻与委婉语的分析

商务英语文体本质上是围绕信息输出实现预设交流效果的一个多层面处理过程。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当下,通过商务沟通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长期友好关系比以往更为重要。商务英语的语言和文体特征,主要是隐喻、委婉语和习语作为核心的比喻元素,成为增强和丰富商务英语表达的重要方式。通过分析和论述商务英语文体本质、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及商务英语语篇文体中的比喻元素,探讨商务英语中比喻模式的使用及其作用,揭示比喻模式通过词汇和语法的方式实现预设目标,并说明其隐含意义,据此阐述商务英语的语篇文体特征及教学要求。

新质生产力在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应用、挑战与策略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推动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能够为文体旅产业融合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而且能够大幅度提升文体旅产业的效益和附加值。新质生产力在文体旅产业融合中面临技术创新的不稳定和风险、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挑战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不适应性等现实问题。鉴于此,提出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推动人才培养与交流等策略。

“导演中心”语境下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模式及反思

“导演中心制”的推行影响了话剧文体,“导演时代”的话剧文体与传统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中国和西方在“导演中心”和话剧文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变革模式。西方戏剧文体的变革和导演上位都以思想为先导。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则同舞台形式的革新相关。文体变革模式的选择对中国当代话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整体而言,剧本的文学性和演出的文学性都有所下滑。从话剧文体变革模式可以见到中国话剧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思想缺席仍是制约中国话剧发展的最大瓶颈。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论中国近现代演说的文体建设

中国近现代演说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功用和价值,及其对近现代文章变革的影响,已获得学界的认同和阐发,但演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属性和价值,尚需进一步研究。演说源自说话,至晚清时期,演说与报章结合,形成了文言演说和白话演说两种形态,其本质是一种应用文体。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演说从应用文体转化为散文文体,形成以说为文、言文相生的特性,具备议论与抒情、理性与感性、审智与审美、启智与移情相结合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演说体散文在近现代多样发展的艺术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当代演说和散文的传承发展富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现代化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传播图景勾勒——评《外国文学译介与现代文体发生》

“译介”可称为翻译、介绍,即以本土文字对外来文化进行翻译传播。自世界各国有来往时,译介就存于双方互动交流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了解世界的兴趣更加浓厚,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逐渐兴起,通过文学翻译将海外的文化历史传播至国内,逐步消弭国内外跨文化交流壁垒。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

史官视域下的文学、文士及文体观——以历代正史文苑传为考察中心

历代正史有文学、文苑、文艺三种列传类目,反映了史官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学传”以“文”与“学”并重;“文苑传”侧重于文章专门之学;“文艺传”将文章视为“一艺”。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的道德瑕疵,历代史官却将“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历代文苑传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文苑传对于诗文作品的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落实到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确立后,建立在统一意志之上的官方修史观念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而产生的。

名学遗风与词法本位:章士钊“甲寅文体”的传统底色

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的“甲寅文体”被称作“政论文”“逻辑文”“欧化的古文”,这些指称侧重从清末民初古典文章发生新变的角度揭示章文的写作特点。事实上,章士钊的文学观念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汲取了墨学和《论衡》等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存在目的悖反的倾向。在文学实践方面,章士钊倡导子学笔体的名家之文,并依托《甲寅》施行复归诸子之文的文体实验。伴随本土修辞学的兴起,章士钊奉行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展现了古典文学固有的修辞技巧。探究以章士钊“甲寅文体”为代表的应用类古文在新旧之间的变与不变,或为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章的杂文学属性提供更加本土化的视角。

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

现代左翼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艰难融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及碧野创作文体转换考察

作为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文坛常青树,碧野的散文创作较受到注意。碧野亦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且创作有十分明显的文体转向,即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个中原因复杂,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风波的因素,也有左翼文学资源的转换问题,其中涉及到十七年作家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成长与张恨水小说的历史地位

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历史地位,只有从文体成长的角度,将其放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能看得出来。192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偏重情绪主义,情节结构软弱;而张恨水小说则以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偏重于客观化的自然主义叙述。他的《金粉世家》以浑圆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和天才的组织,成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标志。193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虽然摆脱了五四时期的柔弱,但在情节线索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存在着概念化、本质化和简单化的痼疾。同期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则创造了更具有长篇小说文体意味的长时段成长叙述。1940年代的新文学长篇小说,或复制前现代时期的流浪汉叙事,或泥足于五四抒情主义,或陷于抗战罗曼司,在文体创造上乏善可陈。只有张恨水的《纸醉金迷》紧扣抗战后期陪都市民生活现实,以极其细密精微的自然主义叙述揭示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张恨水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成长、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