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绰骈文文体分类与魏晋南北朝文体辨析观念摭谈

魏晋南北朝文学从广义的文化中分化出来,文学有了独立的审美意识,文学的自觉进一步加强了文体辨析的诉求。刘孝绰为齐梁时期的重要文人,其骈文包括议、启、书、序、碑铭,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实际应用的文体,刘孝绰骈文的文体分类体现了汉魏六朝的文体辨析观念,主要体现在文体类别的区分和文学风格的区分。掌握文体的特点,从“体”深入,由表及里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有利于把握不同时代的审美特征和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面貌。

小品文、杂文和随笔文体辨析

小品文、随笔和杂文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小品文是在杂文、随笔等散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灵动个性、智慧和精微特质的优美文体。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颂赞与四言诗的文体辨析

颂赞以四言韵语为载体、以短小精警见长,在形式上与四言诗接近。随着魏晋六朝颂赞文的主体由神明到人事细物转移,主旨由祖述功德的儒家说教向性情抒发、意境创造转变,并变赋法铺陈为比兴象征,其中一部分已与四言诗体合流。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汉魏六朝是文体辨析观念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渊源,一方面,早期典籍主要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产生了模糊的文体分类意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的确立,进一步加强了文体辨析的诉求,原本模糊的文体辨析意识逐渐明朗,出现了一系列文体辨析著作,基本奠定了文体论的基础。

颜之推《稽圣赋》的流传、辑佚与文体辨析

颜之推《稽圣赋》在唐代有流传,宋代以后亡佚。宋代以后文献所著录《稽圣赋》系从前代书目著录或记载辗转抄录而来,所载《稽圣赋》文字内容都没有超出宋代文献范围,仅有个别异文而已。今存《稽圣赋》有异文,需加以考辨。王利器《颜之推集辑佚》中,还有两条《稽圣赋》材料未收,当补入。《稽圣赋》非文学性的辞赋体,而是具有一定名物考释和博物志性质的学术著作。

对小品文文体特性的再认识——小品文、杂文、随笔文体辨析

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的广义化,扩大化致使它失去了文体特质的规定性,本文将小品文放在与随笔、杂文这两种散文体式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基点上,以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匹配、风格的追求这三个层面为论述的内在逻辑顺序,探讨小品散文文体的特性;即认为小品文是在杂文、随笔等散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灵动个性、智慧和精微特质的优美文体。

列斯科夫讲述体小说文体辨析

列斯科夫的讲述体小说的文体具有非常显著的独特性,其中来自人民中的故事讲述人超越作者——叙述者主导叙事,成为小说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从而改变了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内在的叙事结构。

论述类文体辨析及其对写作教学的启示

2016年10月，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了《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关于语文学科写作的总体考查要求是：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这一改变始于2007年，而源头则要追溯到教育部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

《文章流别论》与文体辨析

挚虞《文章流别论》通过“诗”“颂”等辨析文体的渊源,通过“诔”“七”等辨析文体的流变,通过“赋”“颂”等辨析文体的类别,通过“铭”体辨析文体的风格。辨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方法。挚虞熟悉玄学,所撰《文章流别论》注重文体辨析,典型地体现了辨名析理的影响。挚虞通过辨名析理的方法构建了文体论的新范式,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死海不死》文体辨析

《死海不死》是人教版教材里的一篇经典课文，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老师执教该课文后，该课文在语文界一石激起千重浪。各方便的争论很多。比关文体的争论，有人认为本文是属于事理说明文，有人认为是事物说明文。笔者认为该课文应该属于事物说明文。

中学“记”类古文文体辨析

中学教材中以＂记＂命篇的古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乍看起来似乎都属于游记一类,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在复习课教学时,应对它们作归类比较,以游记的文体特点为参照,厘清上述几篇古文的文体特点及区别,使学生对其有清晰的认识。

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而辨体的事实，也见于《汉书·艺文志》。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班《志》区分诗赋，即是辨体的事实。其以屈原作品称为赋，而与枚、马诸人并类，则反映了汉人关于《楚辞》的观念里是将辞赋混而为一的。但班《志》毕竟不是辨体的著作，故论、说、书、记、敕、传、箴、铭均附于《六经》（见《论文杂记》），所为区别者，惟诗赋诸体。

魏晋文人集的形成路径及文体辨析的关系

中国早期文人集的形成存在"文章结集"和"子书入集"两种主要的路径,前者是集部范畴内文人集编撰的独立表现;而后者则是随着文学观念特别分类体系的调整,子书出现部类的游移而归入文人集的范畴。魏晋文论的兴盛与编集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集子孕育出以文体辨析为主要内容的文论,而文论的发展又带动集子编撰面貌的变化,两者呈现出递相推进的互动关系。

“颂古”词语释义及文体辨析

颂古是诠释语录、公案的禅林文体之一，“颂”最早出自《周礼·春官宗伯》“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周礼注疏》1980：796）《诗大序》日“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1999：18）由“六义”之“颂”派生出禅林颂古，以下对颂古作一分析。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

六朝时期四部分类法的逐步确立,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影响并非全然是积极的,将文体辨析限制在集部内部进行,反不能产生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以当时最能体现文学独立意向的文笔说为例,文笔之分自始即在四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但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笔论者开始本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而此一前提有所突破,但终未能完全舍弃。二者间的矛盾,使得各家的文笔理论均不能贯彻到底,从而无法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四部分类对文笔说存在此种影响的原因,是两汉以降文集创作的繁盛所导致的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这一过程与文体辨析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则在于早期四部分类法实用色彩之浓重。

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文体辨析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 ,而其学术渊源则来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二书“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思想 ,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史学乃至佛学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佛学家无不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工作 ,并因此构成了本时期主要的学术背景。在这个背景中开展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包括总集编纂 ) ,都鲜明地带有追溯源流的特征。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 ,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 ,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本不明等时风末弊 ,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一名生态学家对野生生物爱的凝视与沉思--《大雁归来》文体新解

从文体角度出发,结合原文,对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利奥波德的《大雁归来》作文体辨析,指出其既不是事理说明文,也不是专业的科学考察笔记,而是一篇生活随笔,全文以描写为主,在饱含个人强烈的情感色彩的描绘中,向读者传达了他对野生生物的偏爱及“土地是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观。

《三峡》文体辨析及教学启示

《三峡》入选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其他三篇文章分别是《短文二篇》(《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与朱元思书》、《唐诗五首》(《野望》《黄鹤楼》《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这一单元的主题是“山川美景”。可见,编者将《三峡》纳入富有文学性的“山水文”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