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尼文化区的划分

不同地区的文化的差异，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区。文化区是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区。哈尼族由于其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哈尼语言、生活地域、经济生活和民族心理素质而形成了具有哈尼族特色的哈尼文化区。

基于文化区隔视角的城市文化消费政策社会效益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文化消费政策面临公共投入增加而社会效益下降的问题,特别是在促进消费公平和扩大消费群体方面收效甚微。已有研究较少从文化消费的社会不均衡性以及文化消费机制角度讨论文化政策的社会效益。文章根据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和文化区隔理论构建城市政策与文化区隔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研究城市文化消费政策对居民的文化区隔的增强或减缓作用以检验城市文化消费政策的社会效益。以南京市文化消费补贴政策为例,基于对南京市典型社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和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加深了文化区隔。文化消费实践受惯习影响,南京市主要面向高雅文化的补贴政策,强化了高雅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实践,即促进原本文化杂食性较高的群体进行高雅文化消费,没能有效引导文化消费弱势群体参与高雅文化消费,未能显著改变这类群体文化杂食性低的状况。基于该研究结果,文章认为通过调节文化消费补贴的活动类型使之面向更广的文化受众有助于缓解文化区隔,扩大文化消费政策的受益面,促进文化消费的公平。

秦巴山区刺绣文化基因研究——以秦蜀文化区为例

刺绣作为秦巴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展现了精湛工艺和深厚历史底蕴。然而,现代社会的挑战使刺绣传承面临困境。本文基于文化基因理论,从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对秦巴山区刺绣文化基因进行体系构建与识别,并以秦蜀文化区为例,解析其核心基因。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为刺绣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推动秦巴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自信建设。

试析磁州窑的孕育历程——以冀南文化区为例

河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陶瓷文明孕育发展的重要地区。考古发现证实,距今万年的南庄头遗址出土陶器,仰韶文化时期冀南地区开始出现窑业手工业窑炉,夏商周时期陶窑大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时,区域内由烧制陶器转为生产瓷器。冀南地区的古代制陶、制瓷工业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含春秋战国)和汉魏到北朝时期,对应的代表性产品分别为彩陶、生活陶器;礼制陶;釉陶器和青瓷。不同时期的陶瓷器装饰工艺也各具特色,但本区内装饰手法存在较强的延续性。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陶器装饰手法主要包括拍打、压印、刺剔、刻划和贴塑等。陶器的装饰手法上传承性较强,代际之间持续沿用,创新发展速度较慢。北朝之后磁州窑渐渐发展起来,装饰工艺有外部输入,也有受冀南陶器装饰工艺的影响,装饰手法更加丰富。工匠常运用刀、竹、角、篦子等工具通过划、刻、剔、填等手法在瓷胎上进行装饰,这显然是陶器装饰手法和工艺的延续。

冀中笙管乐的空间范围及其文化区的演变

冀中笙管乐的空间范围大致为北京以南,天津以西,沧州、定州一线以北的近三十个县(市、区),分布形态呈现典型的核心-外围-过渡圈状结构。其文化区包含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三部分。核心区十分稳定未发生过改变,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变化趋势,其原因与传统的根植及环境的浸染密切相关。

乡村教师专业情意的文化区隔与空间重构

教师专业情意作为决定教师专业发展提升的动力源,对乡村教育的质量乃至对我国乡村振兴及城乡一体化战略影响重大。当前乡村教师在专业情意上面临着从个人到家庭到学校乃至社会层面的文化区隔。从专业情意涵盖的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性向和专业自我四个方面深入剖析形成如此隔阂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打造民主和谐、可参与程度高的校园文化空间,共建正向多元、可视化程度高的乡村教育评价空间,建造恒定稳固、利于助推个体发展目标的“内部”空间,营造对话畅通、支持有效的多主体互动空间等方法,以重构乡村教师的教育文化环境,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情意的良性发展,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抗战时期重庆沙磁文化区研究

沙磁文化区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作为当时中国西部的文化中心之一,文化区内的学校一边组织进行反空袭斗争,一边鼓励师生们认真治学和努力学习,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文化区内的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作等方式向外散播爱国、民主、科学等进步精神,向民众传达抗战必胜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的民心士气。因此,文化区虽然地处抗战大后方,但却是文化和宣传领域的最前沿,起到了先锋和旗帜的作用。

河洛文化区:中原文明的史前基础

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原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渊源、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持久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和稳定的时空分布范围,在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具有独立的文化区地位,可以称之为河洛文化区。其史前考古学文化特点兼具东方东夷集团和西方华夏集团特征,其性质应该是文献记载的颛顼族团的文化遗存。其文明化进程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是二里头文明的直接来源。河洛文化区是中国史前文化互动交流最剧烈、影响最深刻的地区之一,正是这种深彻的文化开放和兼容,使得河洛文化区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

陕西文化区划及其机制分析

本文以总结陕西文化区域差异为目的 ,从形式文化区的角度将陕西全省划分为三个文化区和八个文化亚区。在全面分析了陕西文化区形成的历史、人文过程后 ,笔者认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利用方式、政区、交通条件和移民等是陕西文化区形成的主要机制。

小区域内亚文化区划分路径研究——以重庆市区域内亚文化分区研究为例

这里以重庆市为空间探讨小区域内亚文化区划分的基本方法,我们发现现代重庆文化区域特征与重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关,特别是与历史文化区有明显的相承性。现代重庆形成了主城都市文化区、渝中汉族文化区、渝西汉族文化区、渝东南民族文化区、渝东峡江汉族文化区5个大区。由于现代亚区域风俗感知认同弱化,在10万km2以内的小区域内划分亚文化区,在研究路径上要善于运用历史政区、地理环境、文化遗迹、生产方式差异等因素进行分区。

海岱历史文化区与东夷族形成问题的考察

考古学者所称的海岱历史文化区,如果转称为东夷历史文化区,其形成年代当定位于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这一阶段既是整体意义上的东夷族开始形成的时期,也是海岱区域文化共同体走向整合的时期。

安徽省文化区划初步研究

安徽省文化景观地域差异明显,按文化景观差异的原则,以比较一致或相似的文化景观,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方言)类型,适当兼顾民俗信仰等因素,从形式文化区的角度将安徽省划分为皖北文化区、江淮文化区、江南文化区3个文化区和7个文化亚区;探讨了安徽省文化区划的特点,并指出了安徽省文化区的形成机制。

意大利文化区遗产预防性保护经验与启示——以瓦尔泰利纳为例

国际遗产保护理念正在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遗产预防性保护领域中探索颇多,从保护建筑单体拓展至区域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但我国目前对该理念的应用还集中在重点建筑监测中。本文以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较为成熟的意大利为研究对象,梳理预防性保护发展历程、框架及特点。援引典型案例瓦尔泰利纳文化区,探析规划工具如何对拥有相同自然和地域文化特征的乡村、城镇等区域内,面临近似风险的遗产开展预防性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从建立成熟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搭建数字化开放的信息平台、完善多元参与的管理机制、注重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发展等多个维度,为我国遗产预防性保护提供借鉴。

辽西古文化区与海岱历史文化区几个问题的思考

辽西古文化区与海岱历史文化区,对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概览两区史前文化在距今8 000年—4 000年间共同由发端到繁盛最后衰落的发展过程,有几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辽西区于距今8 000年在复合型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发达观念形态,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不仅领先于海岱区,也领先于中原区及其他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晚期落后于大汶口文化的原因大体有三:一是经济结构的原因;二是社会结构的原因;三是部族迁徙的原因。两区在距今4 000年时一同走向衰落,应与当时全球性的气候变迁有关。

甘青文化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变化和可能的环境动力

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系统的变动,可以对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甘青文化区是我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新石器文化非常发达,遗址丰富,类型齐全,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古文化中心。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变化,发现自大地湾文化至马家窑文化时期,研究区文化在空间上扩张,而后逐步向南退缩。这一变化和气候的干湿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5kaB.P.气候逐步趋向干旱,导致文化分布上的空间差异,至齐家文化时期,研究区105°E以西遗址点的空间分布大大地向南收缩,而105°E以东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仰韶文化基本一致。

江苏省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研究

自然因素和人文条件对江苏文化区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言之,主要表现为两大地理界线、四大区域文化、三次人口迁移、三大水体。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方言为主要区划指标,以县为基本区划单元,将江苏省划分为楚汉文化区、吴文化区、江淮文化区等三大文化区;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江淮文化区细分为金陵文化亚区、淮扬文化亚区和海盐文化亚区。

关于构建中国体育文化区的讨论

采用文献综述、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体育文化区域研究的现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学者们已经关注这个领域,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是,至今还没有从体育地理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因此,该研究领域是体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提出划分中国体育文化区的依据、今后的研究内容和体育文化区的层级结构研究等。

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

以黄梅戏专业剧团作为划分黄梅戏文化区的依据,分析了1952年、1984年和2005年三个时点黄梅戏文化区的演变情况:黄梅戏文化区核心区恒定不变,边缘区先“扩展”后“萎缩”。其原因与文化根植、空间因素及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关系密切。

论黄河文化的概念与黄河文化区的划分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虽然这一观点并不十分确切，但黄河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她和长江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虽然，她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支平等发展的、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

论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创意

终南山集中了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中的五大宗派祖庭,目前终南山的一些佛教祖庭已经有了局部的开发,但整体水平较低。应围绕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这一概念,按照遗产保护、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三者互动的战略,在局部特色有效开发基础上,实现整体与局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将终南山建设成为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综合性的有品牌特色的中国佛教祖庭文化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