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逻辑与文化实践:短视频平台中女性的身体叙事

身体既是叙事的主体和载体,也是叙事的内容。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短视频展演已成为最流行的新的身体叙事形式,而其中女性群体成为主要的参与力量。除了平台技术因素之外,短视频生活化的内容特征以及“她经济”的崛起共同构成了短视频平台女性身体叙事的传播逻辑。而从短视频平台女性身体叙事的文化实践来看,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通过身体展演来实现女性的多元表达、身体关注和身体改造;二是通过在不同关系叙事中的角色呈现来彰显女性话语权;三是以基于“身体—场景”的身体叙事来定义女性生活。

“新国潮”语境下影视民俗的文化实践与认同建构

“新国潮”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理念相融合的话语表达。作为当代社会生成并不断演化的文化实践,影视民俗是“新国潮”在影视媒介中的全新图景,它不仅是技术与文化交融的产物,而且是民俗与艺术创意互摄、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时代结晶。它的生成机制复杂多样,主要体现为影视媒介的再生产、文化建设的再创造、文化迫力的再发生等三个维度,并以源民俗中的文化因子为核心,依托影视媒介,通过唤醒民众集体记忆、促进文化交融、映射日常生活以建构民俗认同。影视民俗为理解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俗现象提供有效启发,是现代民俗学观照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口,为民俗学学科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空间与方向指引。

构建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换为现代文化批判,即所谓的“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方式即文化实践。中国文化实践理论的提出,既有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经过革命性变革而来的马克思“劳动-社会”实践哲学的理论根据,更是当代世界文化意义的彰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逻辑的反映。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肯定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它以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实践的根本任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实践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其最终目的是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即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无疑,建立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人类”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文化实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回望乡土——以银川当代美术馆为例管窥非遗文化实践

非遗属于传统乡土文化的范畴。文化在当前面临着同质性的挑战,非遗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对其保护与传承势在必行。而美术馆与非遗的文化实践则是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美术馆与非遗的融合既可视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调和,也可视为美术馆的回望乡土与非遗的现代化发展,此过程也是一次双向赋能的文化实践。通过探究美术馆非遗文化实践现状与逻辑,表明银川当代美术馆非遗文化实践亦是基于美术馆机制的审美转译、基于非遗演变的文化迁移、基于美术馆与非遗融合的文化创意表现。以其馆为例的非遗文化实践更重塑着非遗的当代文化面貌与美术馆的当代文化内涵。

共享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文化实践——以宁夏农村文化大院为中心的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传统的承继,又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新进程,其研究应包括对已有历史经验的总结梳理,对社会实践的田野深描与阐释,以探索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民间实践与机制的行动逻辑。文章基于宁夏文化大院的田野调查,对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实践活动进行个案书写。研究认为,以文化大院为中心组织开展的农村文化实践,有力地增强了族际交往与文化交流;不同民族通过参与共同的文化实践活动,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生活;多民族群体又通过这种文化共享更好地凝聚了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由民众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实践及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营造各民族共居共乐的社会氛围、推进以“三交”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无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实践思路和现实经验。

教学作为文化实践:对吉鲁“边界教育学实验”的考察与审思

传统的教学理解和教学研究主要将教学视为知识传递活动。在这一观点主导下,“知识传递”被狭隘地视作教学的全部目的,淡化了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自20世纪60-70年代起,批判教育学家对课堂教学中文化实践的考察分析引发人们对教学中文化现象及文化实践问题的理解和反思。文本拟对批判教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吉鲁及其“边界教育学实验”理论思想进行考察,通过对吉鲁有关教学作为文化实践这一论题的理解阐释,为教育者反思如何基于学生已有的文化经验或体验更加合理地设计课程教学,突破知识教学传统对学生创造性发展的局限,以课堂教学微观层面作为文化实践的切入点,为文化育人提供批判性的借鉴。

节日文化实践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澜沧拉祜族九皇会为例

民族节日庆典和仪式操演既是民族文化展示的窗口,又是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创新和再生产的过程。九皇会最初与道教和佛教文化有关,自明末清初传入云南澜沧赛罕拉祜族地区后,逐渐与拉祜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祈福祭祀活动和年俗礼仪。随着时代的变迁,九皇会也从单纯的民间祈福祭祀活动演变成了大众化的民俗节日庆典,实现了民族节日文化习俗的共享与文化赓续,成为当下拉祜族、汉族、哈尼族、佤族等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作为跨越村落和族群的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九皇会及其文化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推动国际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探索——以“龙舟文化实践”为例

以“龙舟文化实践”为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阐释了推动国际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跨文化价值。深入分析了当前推动国际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所面临的现状与困难,从源文化融合、认知路径搭建、目标文化设定等方面探讨了推动国际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提出融合语言与文化、打造实践性活动、创新实践形式等应对策略,以提升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培养真正知华、友华、爱华、懂华的高素质国际人才。

推动精神文化实践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精神文化实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领域也存在着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从一般性来看,区分精神文化实践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标准是其能否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从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来看,区分精神文化实践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标准是其能否获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实践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非逐利性的“自由精神生产”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需要从劳动者、生产资料及其优化组合方式等方面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精神文化实践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由此可以得出:要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坚持文化理念的价值理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产目的,以优秀的文化作品鼓舞人、凝聚人、激励人,在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激发精神生产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神话的公共阐释——基于蚩尤神话知识生产及文化实践的分析

神话既是国家、民族公共知识的来源,也是当代社会进行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的重要载体,其以生动的叙事形式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中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蚩尤神话是跨区域的多民族共生性叙事资源,在以学术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中,呈现出由历史考证、神话解读向文化建构、传统再造的延伸趋势,而地方社群在公共政策的影响下,则对蚩尤神话进行了超越地方与族群视野的转化实践,成为个体阐释走向公共阐释并践行多元主体对话的典型,展现了中国神话作为公共知识的生成机制和阐释生态。蚩尤神话也通过文化传统与民众心性之间的博弈,藉由神话在影视媒介的表达,彰显出神话公共阐释的导向性路径及边界化束缚。神话的公共阐释能够为推动神话话语资源进入理性生活世界提供思考,并进一步拓宽神话参与民众整体生活世界建构的范畴。

象征的再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任务,其文化实践的实质凸显了象征意义建构主体身份认同的符号化过程。作为物质生产实践在文化世界的表征隐喻,象征再生产的实践逻辑阐明了象征力量作用于主客体间的物质关系意图并建立社会交往关系的文化实践方式。文化实践则是以文化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对象性活动的形式出场,并在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创造中呈现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象征符号为连接构成的一个集合体,并且在这个集合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象征为其提供了同一性的团结纽带。在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中,象征符号经意义生产、符号传播、文化消费、教育再生产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社会化导引,不断构建情感共同体、形塑价值共同体、织牢利益共同体、固基目标共同体,它以对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理念的具像化表达,指向了象征再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以宁夏为例

文化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宁夏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汇地带,如今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具有典型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宁夏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基础,通过文化实践拓宽文化空间、开发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媒介,从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的文化实践与价值观建构

社交媒体以其开放性、低门槛、自组织等特点激发了各类文化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各种文化关系的重组,更从人的生存与发展层面深刻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建构。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的文化实践呈现出个体层面的逆反性与参与性、群体层面的共情性与区隔性及社会层面的反哺性等特点,这些文化实践从正负两方面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建构。针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应该通过提升青年的媒介交往能力、注重文化意义层面的构建、凝聚社会主体合力等举措,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主流语境中二次元圈群的文化实践与身份转变

二次元圈群因独特的话语表达和行事方式,常被贴上“幼稚”“废宅”等异端标签。主流社会的“特别关注”不仅给二次元圈群带来了“被凝视”的压力,而且在实际关系上构成了权力压迫,引发二次元圈群的“反凝视”权力对抗。二次元圈群异端行为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包括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后现代元叙事凋零、代际差异、历史成见、商家逐利和媒体渲染等。随着网络媒介异军突起,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双重叠加,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性开始消解,越来越多具有积极意义的二次元文化符号出现在主流媒体视野和文化产品市场。

基于文化实践的单元整合教学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四个核心素养,“文化自信”居于首位。课堂教学是文化育人的主渠道,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文化。在单元整合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带领学生进行从文化理解到文化反思再到文化自信的文化实践活动:一是引领学生与文化相遇,增强文化认同感,内化文化价值观,促成文化理解;二是启发学生运用高阶思维能力,开展文化实践活动,从中感受文化生命力,实现文化反思;三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引导学生借助语言传承文化,并成为评价主体,追求全面发展,积极践行文化品格,建立文化自信。

从知识表征到文化实践:学习任务群背景下“教-学-评”视域进阶——从2023年中考嘉兴、舟山卷谈起

新课标继承语文课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传统,并以学习任务群的方式组织和呈现义务教育课程内容,因此语文测评也应以素养立意为中心进行变革。这使人深思“教-学”也需坚持素养立意,才会达到新课标主张的“教-学-评”一致性。但是,教学因受旧的知识观影响,知识的文化生成意义与德性价值未发挥作用,阻挡了学科育人的价值实现。这就需要“教-学-评”的视域由知识表征进阶到文化实践。而“教-学-评”如何指向文化实践,则需要以积极语用为具体达成策略,贯穿始终,与新课程改革方向达成一致。

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教学要素的视角

从教学活动的内在结构要素入手,考察教学要素的文化特质对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规约,是认识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的一种基本路向。教师、学生和课程知识是教学活动实施运行的三个基本要素,分析体认这三个要素的文化特质及其对教学实践活动的属性规约,是理解体认教学具有文化实践属性的内在理据。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其对教学的理解与行动受其因家庭和地域来源而形成的个体文化差异以及作为成年人的群体文化特质的影响。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行动参与者,其对教学的理解与行动选择也受其因家庭和地域来源而产生的个体文化差异特质以及作为未成年的群体文化特质的制约。作为教学活动直接目的指向的课程知识,是人对世界认识的文化结晶,知识的产生及其向课程知识的转化过程亦是文化筛选的过程与行动,以其为内容的教学势必受到课程知识文化性的影响。

从知识教学到文化实践:深度教学走向深入的视域演进

知识教学层面的深度教学,意图引导师生通过知识结构和知识运用方面的深度体认实现对学科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掌握运用,对改变浅表性学习具有积极意义。但它难以摆脱知识传递教学的固有缺陷,难以达到真正的深入。教学中的知识传递同时是教师和学生依据具有文化特质的学科知识进行文化交往和文化构建的文化实践。将深度教学的理解视域从知识教学推进到文化实践,是更为贴近深度教学本真、深化乃至优化深度教学的新路径。

时代语境·媒介场域——中国新主流电影文化实践的双维审视

新主流电影代表着新时代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作要求和审美取向,同时也深受以互联网等为基础的新媒介传播理念的影响。因此,在时代语境与媒介场域这双重维度之中考察审视新主流电影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表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发展态势和多重文化属性进而指导未来实践。由是观之,新主流电影之“新”主要凸显为两点:一是其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和精神支柱来引导电影创作,并以开阔的艺术视野将世界电影优长兼收并蓄,在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产业规律的基础上强化自身文化品格;二是与时俱进,善于利用新媒介挖掘创作素材、创新呈现形式、提升传播流量,并不断调整运作方式以适应更具不确定性的新媒介场域以应对挑战,呈现出与以往中国电影迥然不同的全新风貌。

作为“文化实践”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