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的探索性研究——简评《长城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河北省地处我国北方重要的农牧交错过渡地带,一直是中国古代修筑长城的重点区域。河北段长城现存资源点段数量多,特别是明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分布在太行山和燕山山地、坝上高原、河北平原等多个区域,长城沿线文旅资源赋存丰富,且山海关、金山岭、大境门等点段已开发成为长城文化旅游重点景区,在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河北省如何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加快发展长城沿线新质生产力,成为新时代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延续利用的有益探索——评《长城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奇迹和重要的文化遗产。新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长城文化,并永续利用好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爱好和平、珍惜疆域稳定的伟大情怀,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加快发展长城沿线新质生产力,成为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议题。

农村城镇化进程与文化遗址保护的契合——以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区为样本的分析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理应受到重视和保护。但是,遗址保护区的建立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却产生了悖论:一是遗址保护政策对农民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如限制建房是保护区内村民的一大心病,同时,保护区产业发展受限,经济收入增长缓慢;二是遗址保护区内村民对遗址保护的对立情绪,既有对"限制"措施本身的抵触,也有对沟通诉求渠道缺乏的不满。城镇化与文化遗址保护契合点的寻找,需要从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具体措施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方面去努力。

关于金源文化遗址保护及其经济社会价值的若干思考

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对其进行保护和更新这一敏感问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从观念上重视到有效的保护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城市面临问题更多,保护更新的难度更大。如何将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同时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成为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话题,更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澜湄六国专家共商文化遗址保护合作

3月19日至21日,澜湄国家文化遗址管理培训班在缅甸蒲甘开班。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文化遗址保护专家在此交流文化遗址保护经验与管理办法。缅甸宗教事务和文化部长昂哥在澜湄国家文化遗址管理培训班开班式上致辞表示,丰富的文化遗址是澜湄国家的财富,每个国家的文化遗址都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址保护的意义与策略研究——以王华遗址为例

文化遗址开发成为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文化遗址的重点在于发现其历史价值,探寻其精神文化特征,还原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展现其特有的历史风光。从现有情况来看,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仍然存在文化遗址被破坏、周边环境保护工作不当、文化遗址缺乏旅游开发价值等问题。本文以王华遗址为例,分析了文化遗址保护的意义,并制定出了几点保护策略。

挖掘宗教文化资源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于阗佛教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学术会议”综述

7月31日至8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与新疆和田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担任学术指导单位的“于阗佛教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学术会议”在新疆和田顺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

文化遗址保护与民生建设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笔下描写的大明宫气势辉煌的宏大画面。可惜,大明宫的昨日辉煌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中国首部省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出台

山西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遗址数量多且分布广,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红色文化遗址约有3400余处。但在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红色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太行、吕梁等边远山区,点多面广、保护利用难度大;红色文化遗址底数不清、认定标准不统一;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保护机构和人员严重短缺等问题比较突出。

山西省出台条例保护红色文化遗址

山西省于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推进红色文化遗址的合理利用。山西省拥有红色文化遗址3400多处,分布在太行、吕梁山区,数量多、分布广、保护难度大,将这些资源的保护利用纳入法治化轨道十分必要。该《条例》在红色文化遗址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合理利用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建立起分级保护、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制度,确定省级、市级、县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

湖北省随州市:曾随文化遗址有了“保护网”

4月初,《随州市曾随文化遗址保护条例》经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由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条例明确了文化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建设工程或者生产活动中发现地下文物的,应当立即停止施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文旅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到现场察看,并在7日内提出处理意见。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在考古发掘结束前,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在发掘区域内继续施工或者进行生产活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固原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条例》的决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固原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条例》。条例由固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

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下,关中地区农村文化遗产面临生存困境。对此,应完善农村文化遗产数据库,举办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加快农村文化遗产产业化步伐,利用影像作品记录农村文化遗产。同时,应坚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原则,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村的主导地位,做好收益分配工作。

浅谈虚拟现实技术与古文化遗址三维重建

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计算机行业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硬件的运算能力在不断攀升的同时,体积也越来越小,由此也带来了虚拟现实技术的突飞猛进,无论是在三维建模技术方面,还是在材质贴图方面,又或者在虚拟表现方面都有了新的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本文探讨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古遗址修复与保护方面的应用。

保护文化遗产 传承文化内涵

据考古发现，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湟水流域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西宁朱家寨、古城台、下孙家寨、十里铺、小桥沈那等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卡约文化，都证明在四、五千年前湟水流域就有人类居住、生息，开拓这片土地，他们从事畜牧、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如沈那古人类遗址，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地区，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着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墓葬和其他遗迹，出土了许多宝贵文物。虎台又名点将台，在西宁西郊杨家寨村东南。有学者认为系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南凉国所建，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建于近代的马步芳公馆（始建于民国31年，即1942年），占地29550平方米，共有房屋290间，为马步芳私邸，又名“馨庐”。其院落设计精巧，建筑古朴典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所有这些文化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在文革中许多文物遭得极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省政府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使西宁地区的文化遗址得到一定的维护，但由于经费有限，以及部分群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西宁地区的文化遗址保护存在不少问题。

西安红色遗址保护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红色遗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程,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加强西安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挖掘阐释红色文物价值,对继承红色文化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建设西安红色文化之城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核定公布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的通知(晋政函[2021]132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根据《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核定中共太原支部旧址(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等191处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现予以公布。各市、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落细落实保护管理责任,按期设置保护标志,科学划定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珍贵的红色资源,在确保红色文化遗址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价值挖掘和传承利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景观改造中对历史遗址的保护研究——以河南郑州市紫荆山人民广场改造为例

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人民广场为一占地约2.2 hm2的街旁绿地,郑州市政府2011年将其规划为人民广场。从遗址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现存问题的讨论并重新对该广场进行设计改造,旨在传承发扬历史文化,为大众提供一个功能性与纪念性于一身的开放型城市街旁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