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

“寿郭”与郭沫若“文坛领袖”形象的复杂化生成

1941年,中共策划“寿郭”活动,政治界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均纷纷撰文贺寿,而国民党不少要人也发表“寿郭”贺词,与中共形成微妙的话语竞争。中共有组织地引导与推动“寿郭”活动的进行,塑造出郭沫若“文坛领袖”的三个面相:浪漫的诗人、两度弃笔的战士、流亡十年的学者。通过各种复杂的话语策略,中共试图重构郭沫若个人史、新文化史与革命史,回应与消弭来自内外部的异样话语,在权力与话语、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的交汇处,主导与完成郭沫若“文坛领袖”形象的整一化生成。

清前期时文与古文的纠葛——以慈溪士人姜宸英的文坛声誉为中心

清前期的科举士子大多兼习时文与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时代潮流。在清前期文坛上,时文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交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纠葛的状态。作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士人姜宸英,蒙受着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一生兼修时文与古文,时文超迈时俗,古文崇雅求醇,从而博得崇高的文坛声誉。姜宸英以其个性鲜明的散文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超然于时文与古文之辨,执着于“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目标,明确提倡“自作一书以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从文事到文献: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剽窃现象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剽窃事件频发。根据对象和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抄袭”和“窃稿”两种类型。就产生原因来看,除了“文人无行”等道德因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刊稿制度、文化市场规则与法律监管能力等因素对剽窃事件的影响;就传播过程来看,针对剽窃事件的举发和辩论文章都以报刊等现代传媒为载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共论域,这些文章大多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策略性,这使原本就各执己见的剽窃事件变得更加复杂缠结;就文献的辨伪方法来看,剽窃致伪是现代文学伪作产生的重要原因。研究者应凭借校勘法、考证法来确证伪作、考察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应认识到作家的剽窃行为在本质上是对读者的蓄意欺诈,这是区别剽窃与参照、引用的关键之处。

吕高诗风的转变及其文坛地位评价--以《江峰漫稿》为中心

吕高曾在嘉靖十年前后,与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任瀚等八人在京城唱和酬答,名动士林,时称“嘉靖八才子”。吕高前期对诗歌研究颇深,诗歌取法对象上及汉魏、六朝,下延中唐,对“前七子”复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后期因难以摆脱复古所带来的程式化困境,转而投向对科举制艺的研究,追求文章的法度及义理表达。吕高的《江峰漫稿》呈现出文学观念的转变,对考察明中期士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江盈科与袁宏道文集刊刻及文坛地位的确定

袁宏道晚明文坛地位的确定是内在因素和外缘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与其私交甚厚的江盈科在此方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为袁宏道在吴时期刊刻的几部小集作序,江盈科使文坛认识到袁宏道的创作成就与理论主张,同时深化完善了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思想,助力了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确定了袁宏道的文坛地位。

“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能以一个作家的创作或其产生的影响力构成某种“现象”的并不多见，比如我们也曾经说过“赵树理现象”、“柳青现象”、“王蒙现象”、“王朔现象”、“废都现象”等，显然，这种种作家或作品产生的“现象”都是以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力或其与众不同而呈现的，一旦形成了某种现象，它不仅会对整个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

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战争协力者”，然而战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声讨和追究却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半途而废。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本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反抗战后的和平秩序，发泄对战败投降的不满和悲哀，甚至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而揭露侵华战争罪恶，真诚反省的作家。

“意识流”流入中国现代文坛论

“意识流”是舶来品 ,国内大量的文学史料证明 ,它被中国现代文坛中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传播、接受、研究 ,乃至转化 ,这一过程折射出西方“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自由的衍化 ,有赖于当时特定历史阶段一般盛行的“实践理性”;它充分显露出现代文坛中的“拿来主义”者们不断沉淀的现代意识之崛起 ,并有力地支撑着他们力图实现中外文学交流之目的 ,使自身文学的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的自由王国迈进的热切企盼。

试论《入沈记》中的沈阳文坛

介绍并分析了《入沈记》这部由朝鲜使团成员李田秀和李晚秀在乾隆四十八年赴沈阳朝见乾隆皇帝时创作的纪实性作品。认为该作品以客观的态度描述了当时沈阳文坛学风颓废不振、文士良莠不齐的特点。指出这种态度固然与作者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有关,但也真实地展示了在文字狱阴影下的沈阳文人的精神状态。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七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论鲁迅逝世后的“文坛领袖”论争

鲁迅逝世后不久,文坛爆发了郭沫若、茅盾谁为"文坛领袖"的论争,孔另境、阿英、郭沫若等十余人参与其中。根据相关史料可以肯定地知道,郭沫若、茅盾当时都没有当"文坛领袖"的想法。通过梳理论争过程和检讨论争言行可以知道,此次论争爆发的原因是:尽管在外来因素干预下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因为"两个口号"论争而激化和表面化的矛盾并未消除,所以仅仅因为孔另境批评文坛现象的文章便导致"文坛领袖"论争的爆发。通过检讨刊载论争文章的载体可以知道,《大晚报·火炬》编者崔万秋,尽管通过此次论争使文坛呈现出"跃活之相",却使凭借外来因素暂时平息的文坛再次爆发论争,使其成为"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立报·言林》的加入也应该这样看待。此次论争本身只有负面意义,它的正面意义在于其研究价值:通过考察此次论争,可以了解鲁迅逝世以后的文坛现状,从而知道之前对《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后文坛现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藏原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坛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藏原惟人的著作不仅被译成中文的最多,且被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华汉等左翼文学家多次引用,影响广泛。本文梳理了左翼文坛在接受“藏原理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解,并分析了造成这些不同理解的原因,考察了“藏原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

“乡土文学”是如何消失的?——论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的再选择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已经形成了关于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表现对象、艺术走向等问题的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无法满足1940年代的现实需要,因此,这个时期的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从概念到精神内涵都进行了再选择。"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在19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理论批评话语中消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内在品格也逐渐从文本中流失。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乡土文学的理论分歧以及1940年代的左翼理论也隐伏了新时期以来质疑早期"乡土文学"艺术成就的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