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文学”:一次文学事件的意义及其拓展的可能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坐听潮声来别浦。明朝何处去。——苏轼一2021年以来,对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讨论成了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事件,远远超出一个所谓“文学概念”或者“概念先行”的影响。在评论家和作家的相互呼应中,关于它们的讨论正在发酵,在文坛产生着“鲶鱼效应”.

本体与功能:论文学事件

文学事件论是对文学为何和文学何为两个基本问题的最新回应。文学事件有双重面向:一者指向文学本体,试图阐明文学何以作为文学的生发及构成机制;一者指向文学功能,重在揭示文学如何发挥功效以及发挥了什么样的功效。前者重在文学的事件本体特征,强调文学作为事件的独特性、差异性及无限生成性;后者倾向于文学的施事效力,探求文学如何施事及其施事效能的多种类型。从本体与功能两方面切入文学事件,超越了将文学等同于文本或结构的传统做法,在本体与功能互相生产的动力循环链中,文学事件的内涵也得到彰显。虚构是文学事件存身的过渡空间,以语言的爆破效能双向生产着文学的本体与功能。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谈作为书名的event

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近代文学事件“醒狮”说的形成与延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成为古今中外矛盾冲突的场域,因沿海、沿江的原因,各种信息最先在这里交汇,各种矛盾也最先在这里展开。明清以来这里已经形成文化思想的高地,而“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变化,使这片大地成为再造传统的试验场,新思潮不断涌现,酝酿或构造出种种事件。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这里产生初期影响,并延异、重构为“醒狮”说,这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划出了一条“时代线”,文学创作题材为之拓展,增添了民族自强的色彩;随后出现的铸魂思潮,卷动了整个知识阶层,成为民族复兴的动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近代典型文学事件阐论--以柳亚子《分湖旧隐图》征集题咏为例

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局,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历史大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家需要借由事件形成介入历史、推动历史的力量,显示其特殊的作用,南社的成立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当我们将南社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研究时,可以发现这个重大事件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构成的,《分湖旧隐图》的出现以及其后的征集题咏活动,即为柳亚子成功造就的一个文学事件。此举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活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征集作品之多,产生影响之巨,在近代文学社团中相当罕见,具有其典型意义。柳亚子如何有意识地运用《分湖旧隐图》的征集题咏方式,使之从一个艺术作品产生的"事实"变成有影响的文学"事件",从而进入南社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探讨。

“文学事件”的缘起、命名、对证与跨语境回应

“文学事件”在学界印象中似乎已是拿来可用的现成概念,但深入的考察表明,其学理根基并未充分建立起来,尚待深掘其谱系。欧陆缘起、英美命名以及东方化回应这三个关键点,依次图绘出了直接将“事件”与“文学”关联起来的学理轨迹。布朗肖以虚空的沉默取代存在,确立基于存在的出格的事件新面相,这伴随着对文学力量的积极估计。阿特里奇而非伊格尔顿首次提出“文学事件”概念,围绕语言廓清其独异性与偶然性、唯一性以及光晕的区别,引燃了阅读在这一事件类型中的意义。小森阳一接续性地从比喻与无限微分角度,深化探究作为“文学事件”的阅读,使其逐渐成为晚近文论研究的新生长点。

理论之后:如何重建文学研究——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为中心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一书从文学哲学的层面,对"理论"的衰落及其留下的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思考,呼吁文学理论研究要尽快跳出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樊篱,由政治、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本身。不过,伊格尔顿并不希望在"理论"之后再度转向"文类""结构""原型"等纯粹形式,他不相信纯粹形式可以挽救文学研究。对于有着天主教背景的伊格尔顿而言,新宗教的权威恰恰在于其伦理的而非审美的主张。因此,他致力的文学理论目标是要复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走出本质主义的无谓论争,以一种德行伦理学的价值理想推动文学研究,在批评理论与分析哲学非同寻常的结合中,开启一条文学理论重建的可能路径,并以此刺激理论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学事件”

一、“媒介文学事件”概念的提出 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化，随着经济市场化、产业化步子的加快，文化产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给文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的边缘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文学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而出现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乃至“炒作”作家、作品的现象。例如，90年代初，贾平凹对《废都》的宣传、顾城的不幸事件及他的作品《英儿》的被推出等，被认为是最早利用大众媒体“炒作”文学的现象。

寻求“文学事件”再度进入文学史的契机——从“萧也牧事件”说起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也是文学活动的全面体制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批评不再属于文学内部的事情,而往往成为某种政治性"事件",并形成文学的新的政治规定。最早的"萧也牧事件"(1951)便具有这种性质,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初期乃至十七年的文学进程与形态,其所包含的文学史意义,要远远大于作品本身。为此,本刊组织了这组笔谈,集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反思。我们期望从回到文学史的"现场"中,探询到创作、批评和文学体制化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语言事件还是伦理事件?——就伊格尔顿新著《文学事件》与译者对话

当代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2012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目前已经由阴志科翻译引进了国内,同时也激发了学界相关的诸多讨论。除了"Event(事件)"一词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之外,伊氏新著所说的"文学事件"与他30多年前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提出的"政治批评"是否存在关联?新著中出现的"文学哲学"的意指又何在?其与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有鉴于此,为了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贺昌盛教授与《文学事件》中译者阴志科就上述话题展开了一次对话,在语言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共时框架内,对作为事件(event)的文学关注的是"文学如何发生"还是"文学可以引发什么"?文学事件的侧重点是"言说"还是"实践"?文学的"虚构性"与"道德性"究竟是语言本身赋予的还是语言的效力赋予的?诸理论的共性在于言说活动还是伦理活动?等等问题,给予了拓展性的辨析和讨论。希望以此为契机,能够将中国文论的建设和推进引向更为深入的研究。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学事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和作为消费文化支撑的大众传媒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了“美女作家群”、“80后”等一系列文学现象。本文提出“媒介文学事件”概念,从理论上找出这类文学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首先通过特征描述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概念,其次将定义要素转化成一种类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它,并进一步认为,“媒介文学事件”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存在于“符号消费”。

理论与文学的相互生成——读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某种示范性。伊格尔顿认为,唯有唤起新、异感觉的文本才有资格称为“文学事件”。策略即符号化策略,表现为形式和内容边界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历史、现实、意识形态等作为策略化过程中的潜文本存在于文学的世界里。策略使文学摆脱了外在世界的纠缠,获得了自我指涉性。伊格尔顿的探讨说明:真正的理论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文学性的发现。理论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生成,共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

文学事件的两个维度

从齐泽克、伊格尔顿、奥斯汀、戴维森等人的相关论述来看,考察文学事件可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语言维度,从文学内部来探寻事件的形成过程和表达事件的语言特征;一个是社会维度,从文学外部来追问事件的形成和意义。就语言维度看,文学是话语行为事件,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话语结构化过程有各自的特点;就社会维度看,文学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从而成为伦理道德事件、社会文化事件乃至政治事件。

文学事件论形态演替与中国接受析疑

正成为学术热词的“文学事件”,究竟是确实提出了此前未有的新问题,还是仅用新标签重复着已有研究论题,这取决于对其学理演替的深入考辨。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作为出处的、以阿特里奇为代表的英美文学事件论,是语言陌生化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结合性翻版。结合阿特里奇的后理论文集编者身份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主张分析,这一形态的出现与英美学界对理论的反思同步,它由此包含对理论的语言论盲点的批判,客观上引出了超越语言论之后的两种文学事件形态,即文学事件在法国当代理论中的差异形态,以及渊源于本雅明等德国思想的晚近戏剧研究中的历史形态。在推崇“不隔”的现代中国,接受“文学事件”时须构造一个突破可能性范式的中介,才能化其完整形态入中国母体,这在抒情传统与说书传统强盛的我国语境中颇具难点。文学事件论的中国接受,因而提供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防范性标本。

“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

“文学事件”在“演绎式”或“求证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常常要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辩护,或者为文学史上的路线之争而出场;在这个语境中,文学事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出于对这种叙述模式的反动,而有意淡化文学事件,但这同样会有损文学史的真实性和深度模式的建立。还原文学事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还原历史本身。我们不但需要真实的文学史,也需要真实的“文学事件史”,以此来重构文学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和生动。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事件的发生——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为例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历来学界莫衷一是。与一般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同,历史学角度的研究重在评论事件时运用"史的批评"方法,其中,对于事件发生的历史细节的真实性、评价的客观性要求更为严密。《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细节化写作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有着评说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周先生完成了以历史学的批评方法看待文学事件的写作,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学术研究者不断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域,避免思维僵化与视角窄化。

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大历史与小故事——王实味命运考察

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有着深长的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没有格外锐利,但他却成为1942年以来第一个为中国文学献出生命的作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王实味遭此命运有其特定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他的性格特点,二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三是他系统的、与延安文学思想对抗的文学思想,同时,国民党的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媒介文学事件”视域下的“伤痕文学”

“媒介文学事件”这一概念来自丹尼尔·戴和伊莱休·卡茨合著的《媒介事件》。该书将“媒介事件”界定为：经过组织者事先策划，由媒体呈现并在受众中产生影响的事件，其意义的产生不仅来自事件本身，也来自事件之外，它注重意义产生的过程，而不是作为结果的事件本身。而“媒介文学事件”是指，由组织者、媒体、受众三方共同参与，源自文学领域而意义又超出文学范畴的非自然发生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