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先秦两汉文学史书写间的古典“诗人”精神——郑振铎与台静农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对比

“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虽未竟篇,但在我所见的中外同类著作中,没有比台先生更具‘性情’与‘见识’的作品:如果我们肯定文学史为一‘有生命‘之书写,则台先生的著作分明贯串以古典‘诗人’的精神,乃一真正的‘诗人之作’、一符应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特质之作。”[1]这是负责编校整理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讲义稿的何寄澎先生对台静农先生的评价。古典“诗人”在此,并非从事诗歌创作的专业人士,而是“怀有诗性,特具性情、襟抱,明执是非、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颗闪耀的星子,台静农先生与郑振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专业的素养、劲道的笔力、独特的史观著书中国文学史,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增添别样的光彩。聚焦先秦两汉文学史,两位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中国文学史》古代篇中的书写各有千秋与侧重点,两相镜照,从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书写重点与内部叙述特色等方面来看,均值得细加比较研究,以此洞悉文学史书写之要义,弃泛谈史实之风气。

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访谈

国家玮（以下简称国）：钱教授，您好。您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正如您自己所说：“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那种冷漠的（人们所谓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最初与鲁迅在精神上的共鸣是如何转化成为您学术研究的动力的？民间经验和学院训练在您的鲁迅研究中究竞构成怎样的关系？

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中意涵甚巨,但启示之一当属历史书写作为“当代事件”的性质不容忽视。晚清以降,中国蔚为大观的文学史编纂自然也不例外。在愈是剧烈的转型时期,“当代”与“历史”互搏与互嵌的印记便越深邃地铭刻在历史书写的行迹中。其间的合力与张力、对话与对峙、创造与创伤,以及可能与不能,当时过境迁,很容易被记忆消弭,唯余“知识”被沉淀下来。

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

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诸种台湾文学史或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都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作为"文学/文化"的"张爱玲符号",已经成为一种亟待思考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对张爱玲文本在东亚的后殖民和冷战秩序构筑当中被台湾接受的一些脉络,以及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扬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史要怎样处理张爱玲的考察,阐述文学制度介入到国族想象后,对作家阐释也出现了较大的位移。而且,也要阐释台湾"独派"人士在处理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理论困境。

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兼谈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发掘及文学史书写

近年来,学术界在针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逐渐与当代前沿理论接轨,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内涵、问题意识和外在文化体系作出较为清醒的价值判断。这些探索和研究已显示出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尚需扎实的资料和审慎的分析作支撑,力求最大程度地排除那种＂先验＂预设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返回历史的现场＂,尤其是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不在于它至今已获得多少成果,而在于寻求建构新角度和新立场去不断拓宽其研究空间。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文化再造的角度出发,只有进一步推进华文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才能深化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制高点。如是,对于建构华文文学的史学与诗学研究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论《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文学史书写

《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文学史书写,包括文学史理念和与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两个方面。文学史理念包含文学史的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刘永济概括为四纲、经纬、三准、三训,构成了一个颇为严密的体系;其中关于体制、流派、赋比兴的具体讨论,尤多创获;他将孟子的"以意逆志"发展为一种文学接受的方法论,有助于建立以中国传统资源为依托的本土阐释学。《十四朝文学要略》与20世纪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主要体现为对民间文学、外来影响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汉赋、骈文等中国文学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刘永济有其富于个性的评估和叙述,体现了稳健的学术立场和学术眼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文学史书写与《窦娥冤》的经典化

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即有一个转化为经典的过程。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载入文学史册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史》编撰史,清晰见出元杂剧《窦娥冤》面目由模糊至清晰、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过程,即经典化轨迹。一方面极好地展示了《窦娥冤》"具有多种言说可能的包容性"的经典特质,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探究元代戏曲作品经典化的深层原因,并进一步思索当下文化研究带来的元代戏曲经典的重新阐释问题。

元明清文献发掘与文学史书写创新

自上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史撰著始兴，百年间遂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文学史著作逾干部，类型有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专题文学史、地域文学史、文学编年史等。地域文学史、文学编年史兴起较晚。

现代文学史书写在突围解惑中创新趋优——治学修史的粗浅体会

六十多年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史作为一条生命链,曾被“文革”斩断过十年之久。我们这一代学人踏入学科建设工地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修复或衔接已断裂的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链条,通过“拔乱反正”把现代文学史学科纳入所谓“正”的轨道。

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助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作为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文学史书写——以两种古代文学史教材为例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里的中文学科,是以文学史教育作为主要结构的,文学史教材的编纂随之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文学史教材的编纂,既要具备了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学术科研性质,又要具备了作为教材的教学功用。当下文学史教材众多,在"史不失真"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学史书写,而文学史教材编撰这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应具备二元目的和评价标准。

新中国传媒语境与王瑶的新文学史书写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传媒语境提纯之后,话语高度集中单一,个人意见表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王瑶学术见解的表达也是如此。由于特定的历史需要使新文学史书写得到当时传媒的高度重视,王瑶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率先书写新文学史,但遭遇了传媒逐步升级的批判。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警示作用,因而也深远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分析这种传媒语境的影响方式及效果,为理解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思路,提醒人们思考如何正确利用和控制媒介,促使学术活动全面健康地发展。

论林庚文学史书写的审美特征

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过于重视知识性与科学性,审美书写则稍显不足。林庚的文学史书写可谓独树一帜,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对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有着独到的阐发。林庚的文学史书写建立在他的人生论美学基础之上,体现了他对审美超越的深刻认识,同时还展现了他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高度重视。林庚的文学史著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审美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范式。

审美之度 史识之维——武大·哈佛“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2012年12月8—9日，武大·哈佛“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会议汇聚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法国巴黎七大、台湾中正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北京大学等院校的50余位著名学者。海内外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共54篇，近50万字。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

1924年1月起由《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1月,共连载42章,出版时补全为46章,是中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首次大篇幅融入中国文学内容的尝试,其处处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是力图为当时在世界文坛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学争取学术地位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借以重估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尝试。

文学史书写的空间向度与比较的文学史建构

当代"重写文学史"潮流着重在时间分期上延展了文学史,并未达到文学史的真正扩容。文学史书写,还应在敞开的空间向度下进行,建立对文学多元话语形态的涵容与沟通,保证文学史建构的广延性。就民族文学史的书写而言,所谓空间向度更意味着比较的向度,在世界文学的差异性空间里努力建构比较的文学史,或许方可促进文学史书写的终极目标建构。

民国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史书写

民国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当时的文学史编纂者将这些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来叙述已渐成一种风气;1940年代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中,这个性别"群体"不复存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作家群"这个概念再次出现,但已呈现出别样面貌。究其原因,民国时期的女性创作、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的繁盛,促成了民国文学史书写突破既有体例开始突出述者主体性,也因此留下了不成熟的痕迹;1980年代以后的主流文学史中,有成就的女作家个人得到了合理的文学史安排,性别意识在具体的作家论中也彰显有致,但"女性作家群"却在这种更显"成熟"的文学史叙述逻辑中遭遇切分与消解。

文学史书写的两大创新——评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文学史界耳目一新之感,其相对于以往文学史有两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