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

文明创造是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深层意蕴和文明效应的重要理论视角。从唯物史观来看,文明创造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要求,是人类满足自身多样需要的过程与成果,是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具有世界历史效应的伟大实践。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现了建设现代文明的另一幅图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作出了新的创造性贡献。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两个结合”最大法宝、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进一步开展文明创造的独特文明底蕴、实践基础、方法指引和思想共识。得益于文化、制度、方法论、价值等方面的多维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宽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实践中作出了新的文明贡献、塑造了新的文明样态、开创了新的文明道路、擘画了新的文明前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

民族走廊与中华文明特征的形成--四种文明的融合

基于民族走廊与板块学说,中华文明应被看作是由山地文明、草原文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所构成的文明体系,四种文明的融合对中华文明特征的形成与演进至关重要。因人类发展的需求,四种文明通过贸易往来形成互补、通过民族走廊沟通实践经验、借助人群互动达成文化交流,四种文明的融合促进了不同区域的物质、技术与文化共享。当前,四种文明的融合研究与均衡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应当在文化强国视野下,进一步挖掘海陆文明的融合智慧,构建现代文明理念,为中华文明持续传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筑牢根基并注入活力。

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人类文明意义

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仅要从既定的宏观思想源流中加以分析,还应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中华文明通过三重历史开新完成了现代转型:通过对古代文明的批判继承实现了文明更新,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互鉴中实现了文明融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应实现了文明新生。由此,中华文明实现了“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样具有人类文明意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完成打破了“中心-边缘”的文明发展格局,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前景;扬弃了资本“自否定”的发展逻辑,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协调模式发展;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片面发展现状,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向度;释放了新质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以“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经历了独领风骚、盛极而衰、恢复重塑的演变过程,实现中华文明由衰颓到复兴的任务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由“第二个结合”推动的,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存在 高度的契合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内涵、时代要求与世界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了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新”就新在它既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问题,也代表着一种新思维,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是党的百年文化建设的宏阔升华,它厚植于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结合的沃土,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追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的理论指引、思想指引、精神指引和使命指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明互鉴、推进文化传播,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时代荣光。

严复的文明会通观及其当代启示

文明需要传承与创造,人类实践的历史即传承与创造文明的历史。但由于人类实践的丰富性和族群的差异性,导致了文明的差异性,因此,在继承和创造文明的实践中,如何处理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学习其他文明形态、如何会通不同文明元素以构建新的文明形态等,便成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严复作为熟稔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大师,在晚清那个特殊时期,站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融贯中西古今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和观念。这些主张和观念包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相通性;学习西方文明必须遵循有机整体性;吸收西方文明必须坚持公例性、利我性和先进性;容纳和创造新文明必须注重与旧文明的衔接性;发掘和鉴别古代文明资源可以西方文明为坐标,但必须坚持自我主体性。这些主张或观念不仅合乎文明的发展规律,而且对于新时代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大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批判、建构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逻辑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探索进程揭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必然性。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展开了辩证批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同时,提出了重构人类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对未来文明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筹划,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展开过程,深刻回答了“中国现代性何以建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重大问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提供了实践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道路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类型,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内涵,实现了对现代性文明的内在超越,为人类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指向探析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具体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逻辑起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其逻辑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全人类的解放是其逻辑旨归。二者在新时代共同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深刻把握党带领人民开辟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1期“中原语言与黄河文明”专题约稿启事

中原语言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语言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为了加强中原语言和语言生活研究,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明,发掘中原语言与黄河文明的内在联系,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刊拟在2026年第1期开设“中原语言与黄河文明”专题,研究范围包括:(1)中原地区的语言历史与语言生活研究;(2)中原语言与黄河文明的传承发展;(3)中原语言特色与黄河文化的多样性.

从“欧洲选择”到“文明选择”--俄罗斯“观念转向”及其对欧盟政策影响

普京就任新一届总统后签署命令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历史教育领域国家政策的基础》,重申俄罗斯是文明国家。随着俄欧关系的逐步恶化,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开始逐步从欧洲文明一部分的欧洲国家转变为“向东转”的欧洲国家,最终在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后与欧洲“决裂”,宣布自己为文明国家。在大力推动“向东转”战略、俄乌冲突尚未结束、欧盟制裁仍在加码的背景下,“文明国家”身份的认定从反映俄罗斯文明特色和强化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概念上升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身份认同,解决了俄罗斯面临的迫切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有助于俄罗斯统一观念,避免在东西方之间无所适从,重新确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使其对西方霸权和现有国际秩序的反抗更加合理。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以及不愿完全依赖中国等因素,俄罗斯仍然希望实现俄欧关系正常化,并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双方关系。

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渊源、实践困境与践行机制

全面理解建设全球文明倡议机制的价值渊源,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意蕴、中国共产党的文明理念三个方面展开。当前,全球文明倡议面临世界局势的动荡变革、西方文明逻辑的抵制、国际治理体系的不足、对外传播效力的欠缺等实践困境。要构建科学完备又务实管用的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必须不断完善政党互动、理解与合作的政党机制,经济互助、互补与共赢的发展机制,文化供给、开放与交融的人文机制,话语转换、叙事与拓展的传播机制,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江何以文明:对其内涵与必然性的阐释

长江文明是一个孕育于长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河流文明,同时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明之所以能够确立,在于它拥有诸多反映长江共同性、标志性的核心要素,包括稻作农业、水运网络、水上贸易、青铜产业、河岸城市、水文化、精神文化等,以及其他诸多长江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要素不仅具有独特性、是其他区域不具有或不典型的,同时也对长江流域内外,乃至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江文明具有历史的久远性、稳定的延续性,是世界大河文明中少有的没有中断的文明。长江文明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有从文化走向文明的推动力。这其中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共同生计的形成、长江运河和水上交通网络建设促成的水上贸易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形成、中原文明在历史上对长江流域的嵌入和互动是重要的因素,促进了长江文明的一体化进程。这一切汇聚成合力,使长江流域文化从文化马赛克现象发展为一个文明体系成为必然。

《古代文明》征稿启事

《古代文明》(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文版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学术季刊,自2007年开始经全国邮局发行。该刊以反映世界范围内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增进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提供重要学术信息为宗旨。刊名中“古代”为一宽泛用语,指自人类文明发生到现代社会兴起之前的漫长时期。

从创造新文明到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百年探索与实践路向

从创造新文明到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历经百年探索,昭示着先进的中国人民对中华文明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的孜孜以求。追溯缘由,创造新文明提出于中华民族遭受重创、中华文明蒙尘之际,新文明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担当、唤醒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成为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思想渊源。回望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赓续中华文明基础,重塑了中华文明的建设主体、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性质、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维度,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展望未来,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激活中华文明基因,要把握历史主动、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中西融通,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的互构逻辑——以文明性为视角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发展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体两面”,两者呈现相向而行、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中华文明发展,都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发展和文化创新中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和融入现代文明元素,从而达到两者相互融合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强大的现代文明元素推动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实现社会文明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发展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塑中华文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式,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思想基础和文化动力。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强大的现代文明活力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中华文明则以内蕴优秀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精神品质的文化基因,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从文明性视角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并作出学理性阐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文明的进程》管窥体育文明的进程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文明的秩序建立在自在的秩序之上,可知体育文明的进程也存在着一种客观的自在秩序,文明意识对体育文明的进程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游戏学视域中,原始体育形式直接影响人的认知革命,体育及其原始形态为每一场文明变革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能量,体育文明的进程以一种“亚文明”的形式呈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轨迹。这启示我们:新的体育史书写可以文明为视角,考量体育及其原始形态在不同文明的发生过程中起到的革命性作用,以及不同体育形态所表现出来的文明性;绘制中华体育文明的谱系,立足中华文明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体育如何在其中创造社会意义,构建起文明的秩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境界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这是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明创新的重要指南,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从文明发展主线的宽广视野出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既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对拓展文明发展道路、重塑文明交往格局、变革文明存在形态具有原创性贡献。明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境界,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文明叙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审视

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线索,文明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重要维度,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文明意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纵深出发把握“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即从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传承中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必然;二是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方法,重塑发展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不断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传统文明的现代新生;三是坚守文明超越理念,将新文明的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相互关联,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的历史困境;四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

以中国式现代化引导数字文明发展的理论审思

数字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全球数字化建设新使命,发展什么样的数字文明、如何发展数字文明值得世人省思。从应然逻辑看,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引发诸多内生或外生性矛盾,相较内在对抗的资本主义文明而言,以独具文明优势的中国式现代化引导数字文明发展是超越数字资本逻辑、更好利用数字资本力量的现实选择。这一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围绕增进人民福祉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各领域改革,加快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加快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构建智慧便捷的数字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等方向施力,有的放矢地巩固壮大数字经济、推动建设数字政府、繁荣发展数字文化、加快打造数字社会、持续净化数字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