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与冲突:国内法视野下的文物返还“善意取得”适用分析

中国既为文物大国,亦为文物流失大国,中国文物的流失状况每每令学者和收藏家们唏嘘不已,追索流失文物的状况与制度建构日益得到重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文物的追讨,因其公信力强成为文物返还中不可忽视的方式之一。文物返还是文物保护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随着民间收藏文物热的升温,国内文物交易中也开始出现文物所有权产生争议的情况。判断文物持有人是否能取得所有权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该持有人占有文物的行为是否"善意"。无论是对中国国内还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返还而言,是否符合此项标准都是认定文物权属的基础。

欧盟关于文物返还与合作立法的新发展

旨在促进欧盟范围内文物返还与合作的93/7/EEC指令,在经过20多年的实施后最终于2014年为2014/60/EU指令所替代。2014/60/EU指令对93/7/EEC指令做了实质性修订,主要体现为放宽了指令适用的文物范围,适当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明确了善意购买人的认定标准,强化了成员国在文物返还方面的行政合作等几个方面。2014/60/EU指令的实施对于促进欧盟成员国之间返还非法转移的文物,遏制文物非法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理念更新

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以寻求合作型和非对抗性的解决方案为出发点,就争议解决原则而言,应从理论上无休止的争论向寻求交流与共享的合作原则过渡;方法上的更新,表现在逐步以非对抗性的、友好型的争议解决方式替代传统的对抗性的解决方案;实践上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从最初的拒绝承认和返还到逐步承认和自愿返还的转变。

文物返还互惠协议评析

作为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的一种合作型策略,文物返还互惠协议在明确文物来源国对争议文物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要求其作出承诺,将同种类别和价值的其他文物租借给移交该文物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并号召双方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文物交流。互惠返还协议兼顾了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利益需求,为文物返还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合作与交流原则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将文物留存在国内,而另一方则极力主张文物的自由流转。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寻求建立一种以共享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互惠性的安排机制,从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

欧盟关于文物返还与合作立法的新发展

旨在促进欧盟范围内文物返还与合作的93／7／EEC指令，在经过20多年的实施后最终于2014年为2014／6O／EU指令所替代。2014／6O／EU指令对93／7／EEC指令做了实质性修订，主要体现为放宽了指令适用的文物范围，适当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明确了善意购买人的认定标准，强化了成员国在文物返还方面的行政合作等几个方面。2014／60／EU指令的实施对于促进欧盟成员国之间返还非法转移的文物，遏制文物非法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返还中的物之所在地法:理论局限与立法突破

物之所在地法规则是当今解决涉外物权冲突的最主要方法,且其在追索流失文物的国际诉讼实践中亦被用来确定准据法。机械地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处理流失文物返还争议,刺激了文物非法贸易与盗掘活动的滋生;恪守该传统涉外物权冲突规则,体现出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对文物权属的历史占有,并忽视文物本身特殊价值。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引入文物返还争议领域,存在理论与实践难题;适用文物来源国法律解决被盗文物所有权纠纷,符合实质正义。我国国内文物争议冲突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款中,该法将意思自治泛化于物权领域,不利于我国对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追索工作。应通过先对条文进行缩限解释和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后于该法中设置专门文物返还争议的冲突规范加以改进与完善。同时,宜放弃《民法总则》中关于绝对属地主义的单边立法规定,以鼓励外国法院在文物争议诉讼中适用中国民法。

考古类文物返还的法律难题及解决之策

中国在对非法盗掘流失海外的考古类文物进行合理追索时,常常面临文物来源国与市场国之间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与困局。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遗址被盗金箔饰片案为例,根据中国与法国的国内法规范,分析案件争议标的物所有权移交过程中的问题,关注原物所有者、善意取得者、时效规则、国家利益与公共政策等利益的平衡。依据国际软法规定,梳理出有利于中方文物所有权永久回归的规则。摒弃以往可行性较小的诉讼解决途径,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进行双边协商与谈判,并以物之所有权永久回归的方式推动考古类文物的返还。

越过两种声音的围墙:殖民语境下的文物返还及核心论争

殖民语境下的文物返还,有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直存在:“文化国际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二者的存在与形式多有变化,不同的语境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文化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就殖民文物所属权、收藏合法性以及文物保护观念等问题在国际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并影响至今。在后现代与后殖民语境下,从二元话语到多元话语,逐渐形成破圈态势。

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研究:文化主权与文化遗产权

文物返还涉及原属国、保留国与市场国三方主体。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整体趋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种环境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各国可以就文物返还问题进行协商。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协商与博弈,文物返还这一问题在现实中已经进入了瓶颈期。以文物为起点探究文物返还背后的实质,进而明确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在于文化主权和文化遗产权。分别对文化主权、文化遗产权加以详细阐述以体现其在文物返还中的重要地位,以使主张文物返还的依据更具有说服力。

英国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工作评析:标准及其实践

为应对二战以来各国针对英国提起的文物返还请求,英国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掠夺建议委员会"。在综合考虑法律、道德、买受人是否善意、公共利益等标准的基础上,掠夺建议委员会将作出提出返还请求、同情性补偿、驳回请求人请求等三种建议。委员会提出建议时的考量因素,对于我国此后向英国主张类似权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文化语境下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困境

从文化视角看,文物返还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文物返还包括主权国家均享有文化主权、原属国国民享有本国文化权以及文化国际主义理论不合理等法理基础。尽管文物返还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但国际社会中大国权威逐渐解体,尊重和理解别国文化正在取代文化霸权,相关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和个人对文物返还机制进行了多元化尝试,促进了文物归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思考

文物流失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一直为我国政府和民间所关注。按照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规定,战争时期移出的文物以及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公法解决方式和私法解决方式,但是由于公约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限制以及文物返还受制于国内法的规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障碍。

帝国主义与文物返还叙事

大规模的文物流失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物返还诉求植根于西方帝国主义,并在不同的话语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文物返还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分别以1954年《海牙公约》及1970年《UNESCO公约》为依据,就艺术品来源的合法性,"文化财产"的界定以及与文物返还相关的伦理、道德等问题引发诸多争论。在全球化及后殖民语境下,文物来源国与博物馆从对抗走向协商、合作,并试图以对话方式实现共赢。

历史主义、私有产权与文物返还问题

殖民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了大量文物,当代也有文物外流,但当前的国际公约体系对文物返还问题几近束手无策,而各国国内法更无法提供救济。本文反思了文物追索中的困难及其思想与制度根源,阐明了：前殖民国家对文物的非正当的占有,被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私权神圣理念和私法保护所正当化,这一法律强权,截断了基于历史的权利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历史的占有。

历史主义、私有产权与文物返还问题

在近代主权沦丧、海关虚设、兵连祸结的大背景下,一件件珍贵的中国文物开始了从“原始取得”(发现、捕获与创造)到“继受取得”(拾得、赠与与时效占有)的世界之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西方名流显贵的私人展室之中。

中国首次主导制定文物返还领域国际性规则

9月9—11日，第四届“文化财产归还国际专家会议”在敦煌举行。此次国际会议聚焦于“被盗出境的考古类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会议期间，联合国、中国、墨西哥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相关机构的代表，介绍了自己的机构和国家在文化财产保护与返还方面的经验、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起因不同、种类多样,且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甚至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焦点是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应根据争议的起因及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只有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有效化解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

民族文物保护的国内外合作探究

必须严把文物进出境审核关口,文物出境鉴定标准和范围要适时调整,建议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纳入援外计划。帝国主义列强和文物奸商导致中国大量文物流失国外,必须依法堵住珍贵文物长期非法流失的黑洞,遵循文物返还领域的道德原则与法律规定,加强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返还和追索工作,依法行使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追索权,建立跨国流失文物的国际追踪机制。

诉讼在纳粹掠夺文物追索中的适应性扩展——兼论诉讼追索日本掠夺文物的可行性及策略

欧美国家在司法实践的积累与探索中,通过适用豁免例外规则,对“国家行为原则”进行限制解释,积极援引有关国际公约精神和软法原则,以及附加诉讼时效起算规则的适用条件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诉讼适用于纳粹掠夺文物追索的局限性和制约因素。特殊诉讼时效规则的确立和返还法律阻碍的减少,进一步扩展了诉讼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性。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中国通过诉讼追索日掠文物存在比纳粹掠夺文物追索更多的障碍,将诉讼途径主要用于追索被掠的私人文物,选择符合管辖条件的争议标的在美国提起此类诉讼,主张国际习惯法中战争罪诉讼时效规则的适用,以及建立并依托专业机构协助开展调查和证据搜集,是扩大诉讼在日掠文物追索中的适应性、提高胜诉概率的可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