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文章传统与先锋精神——李修文的写作伦理与文体试验

作家李修文的写作在当代文学中具有异质性。他的写作既不同于古典时代那种自我完整性的生活与写作,也不同于现代社会需要在生活之外重建自我的写作,而是通过回到说书人的传统来重新激活文章传统的先锋精神。他的作品通常是将散文诗歌的抒情性、小说的叙事功能,乃至戏曲的语言特征融入写作之中,并结合说书人的叙事方式,形成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文章格局。借助文体间的突破与冲撞,让写作向着更广阔的空间开拓,将个体命运重新回到共同体的想象之中。李修文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显示出文学回应时代新变做出的文体试验。

通往国文教育的文章建设——以中国现代散文选本(1927—1937)为中心的考察

1927—1937年,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存在着一种教育型选本。从选文标准来看,主要提倡简洁、易懂的文章;就选文构成而言,在侧重美文、小品文的同时,还收录了不少应用之文。由此,散文选本呈现出丰富的文章面貌与复杂的文本形态,即具有审美性和实用性的双重特征,体现出文学本位和教育本位的有机结合。散文选本与国文教育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和互渗关系。在通往国文教育的道路中,经由散文选本这一中介,还实现了作家、编者与读者的多边互动;但仍应审视其中存在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这对于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长远发展,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传统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构

建设中国特色文论话语,散文理论是最可能获得突破的领域。中国现代散文背后有源远流长的文章传统。在传统文章格局向现代文学格局转换过程中,由文章到散文,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代散文文体的非典型性及其在现代文学格局中的边缘处境,但同时也具备了突破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的可能。中国散文理论的重构应以“人—文”为核心,建构包括知识与经验、思想与情感、精神与境界、文体与语体四个层面的整体理论架构,并将基于“道”、通于“史”、及于“物”、彰于“文”等文章历史特性纳入评价系统,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思想与艺术智慧,沟通“人”“文”,构建富有中国特色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散文评价话语体系。

古代文章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发展历经千年,文章学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理论形态和教育实践在各历史时期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和经验。文章学传统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它可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在继承古代文章学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其中合理成分,推动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现代文章学发展既要对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形成完整体系,更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宣传,以此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章传统中的鲁迅杂文

从现代文学性入手探讨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存在盲区,需要转换视角将其放到中国固有的文章传统中来考察。中国文章传统基于道、通于史、成于文,鲁迅"从文"及后期转向杂文,基于对现代转型之道的探求,编年的"杂"文意在记录个人与时代互动的历史,鲁迅杂文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即事言理的特点,与浙东文史之学隐然相通,战斗性和实践性促成了鲁迅杂文千变万化的文体结构形态,将汉语议论文形式的可能性推向了极致,显示了基于汉语特性的文章之美。鲁迅杂文创造性地承续了千年文章传统。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与传统文章学“起承转合”笔法

作为一种成熟的文章样式,传统文章学成为《聊斋志异》效仿的典范。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文法对《聊斋志异》叙事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蒲松龄所接受的八股文训练,有助于他提高结构叙事的能力。

梁启超的“涉日”阅读史与“新文体”的生成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时代舞台中央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他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特别是戊戌东渡旅日期间阅读日本书籍的启发以及相关的模仿实践有着莫大联系。新文体关联着“知识”,而又在“情感”层面别具魔力,而它的消亡,亦来自这种特点本身。在近代中日“文”之传统演变的进程中理解“新文体”,可以管窥由“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的历史进程。

跨界式破体:传统文章学体系外的赋体异变

中国古代的文体演化中,跨越文学、文章学的原本界限而渗透进其他知识领域的现象长期客观存在,这主要体现在赋体方面。从文人化的医家到神秘色彩浓厚的占卜家、堪舆家,这些传统文人之外的亚知识群体,都已成功地将赋体引入自身的文化范畴,以服务于各自的知识立场。文体跨界一方面延展了文体的书写内容及功能,另一方面仍保留基本体制,可称为“跨界式破体”。从文学跨越到医学,产生了阐扬岐黄之理的医家赋;从文学跨越到占卜学,产生了卜筮相面的卜筮赋;从文学跨越到堪舆学,产生了寻龙定宅的堪舆赋。这种独特的文体异变大多与赋体的协韵可诵直接相关,但在具体书写中又与各种知识体系彼此融汇,显示出文体移植后的诸多新变。

文章学视野下林纾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翻译研究

被郑振铎称为"四十种最完美的翻译之一"的林纾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因其炉火纯青的译笔,深受读者青睐,但却一直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迄今为止,对该书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忽略了译者的诗学主张及其精湛的翻译笔法对其传播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译文与原文的诗学差异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旨在探究传统文章学写作原则与该书译本之间的关系。以林纾在该译本序言中提出的"八妙"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写作理论,探讨中国传统文章学写作原则对林纾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的影响。

锦绣文章 美仑美奂

继《中国服饰名物考》之后，又一部扛鼎之作——《锦乡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

传统文章学视域下《伤寒论》篇章结构研究

传统文章学中针对文章谋篇布局的论述十分丰富,而“文势”是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文章基于传统文章学“文势”论,通过梳理传统文章学篇章结构的理论范畴,分析《伤寒论》的篇章结构特征,旨在为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希望由此为解读、整理古代医籍文献提供理论依据。

论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短篇小说的文体实验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实验。他以“人生形式”为思考方向,自觉地把理论和创作相结合,尝试打破文体间的界限,综合多种文体之长来实现对短篇小说的现代改造。在语言上,他用“谈话风”的话语形式,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思考糅合进小说“聊天”式的情境中;在结构上,他借鉴传统的“文气说”,用充沛而贯穿始终的情感来保持叙事节奏的协调统一。汪曾祺以“不像小说的小说”为文体特征,进行“打破”和“综合”的创作实验,对如何融合古今中西的文体思想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也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吴荫培《文略》的撰述体例与传统文章学资源再造

《文略》是一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为晚清吴荫培所撰,最初名作《文征》,定位为家塾课本,采取桐城派“格律声色”之说架构全书。后因经历清末教育改革受“癸卯学制”影响,增加了大量的文学教育相关内容,从而创建了集史、论、选于一体的文话体例。《文略》以新的体例,通过剪辑拼接,系统性地构建了作者理想中的文章教育和文法传授模式,并生动地诠释了文章格律多样的技法与风格,实现了对传统文章学资源的重新阐释与再造。从《文略》捍卫传统的著述姿态,可一窥传统文话面对清末民初历史风潮的应对策略与嬗变轨迹。

我思故我在——再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思考

新课改给语文课堂教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重心应该放在哪里却是一个问题。形式上的变化无疑会快速传递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讯息,但高效的课堂教学绝不止于形式上的变革。一堂课的高效不仅要落实在学生身上,对于教师而言也是一种必需。教育教学生态环境的构建本来就是多元的,不能局限在单向发展上,要继续在教学相长的空间上多下功夫;而在课堂的主线设问上寻找新的突破,或许会为课堂教学转型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

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学者散文,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可以说是散文写作的正宗。它不但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了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其散文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立足于传统的文章学,在古今文体演变的大背景下,探讨学者散文的“文道合一”,微讽与幽默揶揄,以及独特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有助于展开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