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格局与汉语新文学格位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汉语文学世界形成了“趋势论”和“格局论”两种文化阐释和学术阐释。格局论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承认世界范围内文学构成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文化板块品性,每一种语言文学或者每一个民族文学都是一定时期“世界文学”格局中一定格位的或自然或卓越的呈现。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认知上确定了自己的“格位”,对世界文学曾一度充满着向往之情和赞赏之忱,这使得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独特格位甚至体现独特个性。汉语新文学范畴内,外语文学的翻译文本可以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学的艺术资源,这也是确定世界文学格局中汉语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参数。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地方感与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学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学与北京等中心区域构成复杂的对话关系,独特的浙江地方感推动了新文学阅读共同体的形塑,促使浙江成为五四新文学地方性接受与再生产的重要场域。通过流动的链接性角色,浙江地方读书人实现了与全国性文学思潮的互动,并对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产生“反哺”作用。浙一师的国文课改探索了新文学地方阅读的内在矛盾与调适可能,为新文学的“落地”提供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解决路径。以代表性景观西湖为中心的行旅、阅读和创作活动重塑了浙江“新青年”的主体经验,地方性的体认成为反思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思想资源。从人文地理学和阅读史双重理论视野对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学地方特性的考察,具有从地方路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图景的意义。

回归自然与新文学创作的另一种路径

在中国新文学的伦理中,自然伦理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现象。无论启蒙话语还是革命话语,都对“自然”表现出了一种敬畏心理。新文学作家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自居,呼唤人们重新去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重新去认知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尽可能地远离正在堕落的尘世社会,回到“自然”中去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新文学的自然伦理叙事,提倡尊重自然的敬畏心理,并以“回归自然”的深度思考,否定“超越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盲动作为,进而表现出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意识。

苏雪林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创建

在"中国新文学"走向学科化的链条中,除了朱自清、杨振声、王瑶、沈从文等人外,苏雪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她自1932年在武汉大学开始接手沈从文留下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在诸多困难之下,一直坚持了六年,直至抗战爆发武大迁川。她撰写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内容翔实,体例规整,成为自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至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间的重要贡献。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及其背后的新文学话题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是新文学话语发挥“权力”之结果。五四学人视《金瓶梅》为文学实录,让其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代表。并且五四学人承认《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具有超时代价值,使得传统文章学作为潜在的文化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同时五四学人批判民国消费主义文化对《金瓶梅》的利用,提倡严肃的欲望书写。这些重评,既让“实录叙事”“微观书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被发现,也让“欲望书写”的限度得以明确,更改变了文学史中的《金瓶梅》形象。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思想来源及其新文学教育实践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新文学史研究和新文学教育研究中备受瞩目,但其思想来源却少有人论及。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思想来源和他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及实践密不可分。他在铭贤中学时期、燕京大学求学时期所受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而他在山西两所学校的新文学教学实践,促成了这部著作的诞生。王哲甫和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既是新文学教育的产物,又反向哺育了新文学教育与教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境遇·新问题·新方法”——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6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论坛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1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6届年会暨“新境遇·新问题·新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论坛在漳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期刊杂志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创新与未来发展。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比较文学,在世界上也许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可是在中国,它还是刚刚开始,是一门新起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学科,我们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搜集大量的资料,力图勾勒出西方、印度以及日本等地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二是通过平行比较的方法,将中外文学中相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图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寻找人类精神现象的异同来。这两方面的工作在我们国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此也产生一种偏向,即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始终是对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

作为研究范式的“论争”及其限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为中心

在审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过程时,人们往往把《新青年》遭遇的种种话语冲突不假思索地视为思想异见者（包括个人、报刊以及社团）之间的＂论争＂。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报刊发达、社团众多,因此,思想的分歧和主张的差异在所难免,＂论争＂也自然有着极高的发生频率。

个性·启蒙·政治——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明年(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新文学手稿研究的三种路径述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新文学手稿的研究有三种路径:理论研究路径、物质形态研究路径、形成过程研究路径,三种研究路径相辅相成。新文学手稿研究在书法艺术和史料价值研究、校勘和版本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比于西方手稿学,新文学手稿学尚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相关手稿学概念理论有待进一步明晰。同时,研究者还需要重视对手稿物质形态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增强手稿来源的批判意识,多维度探析作家手稿的学术研究价值。

新的角度,新的视野——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中国新文学研究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飞跃。这一飞跃来自把新文学放在民族传统、世界文化、现代意识、民族现实心理等广阔背景来考察。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的批评座标。作者以史学家的冷静、哲学家的沉思和批评家的敏锐,对中国新文学作了深刻的透视,在客观的分析与批评主体的意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本近十三万字的小册子,不仅阐述了对新文学的独到见解,同时又是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贵探索。《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面诸篇章,曾分别作为单篇论文在《复旦学报》、《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学术月刊》

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张我军

二十年代初,在五四精神召唤下,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台湾先进知识分子,紧步祖国新文化运动的后尘,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台湾新文学运动.走在这一运动前头的最杰出的代表,应推赖和与张我军.如果说,被誉为"台湾鲁迅"的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创作方面的一位先驱,那么,张我军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理论方面冲锋陷阵的一个开拓者.

自然的人生化——《新潮》与新文学发生期的“自然”

“自然”作为重要的思想史观念,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新潮》同人与新文学发生史之关系的视角。《新潮》同人把“自然”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以写景诗为新文学的急先锋,但围绕“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也因此展开,他们以近代以来杂糅的自然观念为基础,在“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中提出自然的人生化。“自然”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与基本准则便以物质世界的自然为基点,生发出多重面向,并反过来深化了新文学论域中的“自然”。自然的人生化,是《新潮》同人对新文学自然观理论贡献的核心,也是其思想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

新文学的专门化--三十年代前期废名的诗学转折

无论就其对早期新文学的介入深度,或就其三十年代京派特征的典范性而言,废名都可以视为观察两个十年间新文学差异的典型案例。作为“冯文炳先生”,他的新文学始终保持着“文学革命”式的、与“思想革命”或“伦理革命”的胶着;而作为“废名先生”,他的新文学则响应着三十年代新文学整体的专门化倾向。三十年代前期是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期,考察这一时期前后废名诗学的变化,有助于把握新文学观念的历史嬗变,从而将之再度历史化、问题化。

现代作家与大学新文学教育

民国时期,新文学在大学里生根发展,与现代作家对新文学进入大学的呼吁和实践密切相关。最初,大学里开设新文学课程屈指可数,主要是在国文课或习作课中赏析和尝试写作白话文字,这可看作现代作家大学新文学教育的起点。随着新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文学研究类课程的开设使新文学教育超越习作和赏析而走向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学术化道路。虽然此时还没有完成史论评齐备的学科化建构,但在一批具有学科意识的现代作家的努力下,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已经呈现学科化的雏形,初步显示出了独立学科性质。

清末白话报刊与新文学读者的产生

清末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学的影响,除了作家和作品之外,对新式读者的培养是非常重要而往往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清末白话报刊的读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粗通文字、散落在各行业与阶层的普通读者,他们成为新兴媒介的最大支持者;二是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政府衙门中的公务人员、新军中的军人等社会团体的读者;三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正是清末白话报刊培养的这批新型读者,才使新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