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研究的问题与路径——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谈起

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中,古代文学部分对文献史料重视度最高,近现代文学部分次之。而在当代文学部分,不少学者持有隔代修史的观念,因而对文献史料重视度相对要低一些。不过,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学者们也在不断强化学科的文献史料建设。在唐沅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吴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现代文学史料成果出版之后,张光芒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2023年8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汇编》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大善事。

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问题、资源与路径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产场域中,作家或编辑出于多种因素影响会对文本作出主动或被动修改,导致作品版本变迁和文本变异,版本问题已经成为显在学术现象。理论资源上,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是一种融汇传统校勘和西方现代校勘所长,兼备“汇异式校勘”与“会意式整理”的版本汇校新方式,能丰富当前文学文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论意识,但目前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及文本演变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新时期文学版本从目录、校勘到阐释的研究路径,既涵盖版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又深入到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分析,深度融合“版本”与“内容”、“外部”与“内部”研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何以可能、何以可鉴到何以可为,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被打开的问题域和被佐证的方法论——以《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为例

在数码时代,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存在着“便捷和琐碎”这一结构性悖论,这使得文献信息资源加工这一基础性工作显得尤为迫切。而旨在对文献信息进行整合、提取、揭示、报导与传递的目录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①),此言诚矣。

当代文学“文献学转向”中的“目录学”尝试——《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

史料学的建设是否全面、完善和系统化,是一个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目录学的发达和完备,又是史料学建设的显要标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史料学及其相关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历来居于正宗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稍有不同,一方面,它距离较近、嬗变频仍;另一方面,它注重社会性、思想性与现实意义。

重返新时期文学的路线图——《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简评

收到光芒兄寄来的五大卷《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拆开邮包后将书摆在案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由衷地为光芒兄感到高兴,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功告成,可喜可贺!与此同时,内心中也生出惭愧之意!我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设立“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项目,光芒兄主持1976年至1989年部分,我负责1949年至1975年部分。现在光芒兄已经得胜收军,我应该奋起直追。

“当代文学期刊文献整理”研讨会暨《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新书发布会会议综述

一、会议概况2023年11月2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文学期刊文献整理研讨会暨《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新书发布会”在南京召开,四十余位在宁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

从“边缘”发现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以文学期刊嬗变为中心

新时期文学史著作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史线索的梳理中,形成了某种文学史叙述的定式,已固化了对“总体性”的认知,而“对总体性的追求,表现的正是强烈的文学史意识”^(①)。因此,持续研究文学史,就不能忽视更新“总体性”观念。笔者通过文学期刊所呈现的文学现场,选取《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延河》、《百花洲》、《安徽文学》这十一家文学期刊在1979—1989年发表的逾万部小说。

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非自然叙事--一种基于叙事史的考察

非自然叙事是21世纪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新兴叙事现象,它主要关注世界文学现代以来的非自然叙事特征,即对于前在叙事伦理的反拨和对“不可能之事”的书写,由此生发出反模仿、反认知和反人本叙事。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叙事史中,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和叙事重复、叙事圈套、不可靠叙事等写作方法鲜明地体现了非自然叙事的特点,在反模仿、反认知和反人本的层面不断发展延伸,呈现出愈发多元的创作面向,进一步发掘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

“热血老年”的亲历叙事与新时期文学建设的纪实书写——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是我国第一部以口述采访的形式深入展示当代著名诗人、编辑家牛汉个体生命的人物传记。全书通过牛汉个性鲜明的口述叙事,追忆其苦苦跋涉的人生历程,展现其在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场域的探索实践。作为一部兼具文学阅读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口述型传记,该书全面展示了牛汉作为大时代亲历者的切身体验与历史记忆,重点呈现了牛汉在新时期依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平台,通过组织《白色花》结集出版、主编《新文学史料》、策划“新文学史料丛书”等编辑实践助推“归来”思潮,体现建设新文学史料库的自觉努力与执着追求、鼓励“先锋小说”“朦胧诗”等文学新探索的先锋姿态与不懈意志,真实展现了牛汉作为新时期文学引路人和助跑者的具体实践和突出贡献,充分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气韵、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以亲历者的记忆叙事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建设的蓬勃生机与繁荣面貌。在当代文学史料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对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的推进、新时期文学生态的近景式重现与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代的赓续、绵延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于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 ,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 ,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 ,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 ,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视界。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与 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学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 ,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 ,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以《新时期文学六年》为例

通过历史编撰的方式对历史的演变进行合法性论证,是社会转型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工程。作为历史编撰的构成部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也是文学史家从当下出发重新组织并赋予所选择的文学对象以意义的过程。本文以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为例,从"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对于思潮演进的设定、对于异质性因素的消化与转化几个角度切入,讨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编撰工作如何赋予"新时期文学"以"意义"。

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新视阈与新成果——《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评介

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的研究,对于推进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一书,从新的视阈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深入解读。该书在研究视角与观点立论方面都呈现出新意和拓展,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进行了全面的解读;第二,从新的视角深化了对新时期文学的认识;第三,围绕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得出许多新的论断;第四,对推动新时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学理性启迪。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

在评述新时期文学时 ,人们常常只把现实主义作为主潮 ,而忽视了浪漫主义的存在 ,其实 ,这是极不公正的。现实主义固然在新时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个阶段 ,后来由于作家执著于生活的本真还原 ,衍生出了“新写实文学” ,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显学 ;而浪漫主义也经历了“朦胧诗”的低调浪漫、“寻根文学”的悲凉浪漫 ,发展到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后浪漫”阶段 ,成为新时期文学家族的重要一员。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方言使用的新特点

方言是由历史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 ,过去它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新时期以来 ,由于对作家创新意识的强调以及文坛上本体论语言观的确立 ,方言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新时期作家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将方言视作一种资源 ,视作丰富、拓展个人语言的储备和宝库。新时期作家在营造地域文化特色、探索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和创造有意味的能指形式方面都较多地利用了方言的资源。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使用"疾病"意象的方式及其包涵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时这当中也暗含着以"人"的觉醒为开端的现代主体内涵的嬗变。从精神疾病对理性主体的解构、"都市病"对欲望主体的反思,再到日常生活"疾病事件"对主体沉沦与超越双重困境的揭示,"后新时期文学"疾病话语的不断变化,反映了后新时期主体内涵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信仰与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中心地位日趋消解,非理性、欲望与"沉沦在世"对主体内涵的重建,也在疾病话语的审美反思中不断地呈现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主体失去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整合与同一,已然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泯灭,它恰恰反证了现代主体的极端自反性与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