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翻译

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译介全面深入,在海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对原诗的再现,而且注重译诗本身的诗歌性和审美性。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选、编、译有明确的方向性,译介的诗歌往往有强烈的抗争精神。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原诗中"意象"的再现,同时也对原诗中"声响"的再现问题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诗刊》与新时期诗歌的生成

1976年1月,《诗刊》复刊,延续既往编号,为总第81期。受时局影响,复刊后的《诗刊》呈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诗刊》推进诗歌界"拨乱反正",聚拢诗歌"归来者",并将朦胧诗由"地下"引至"地上"。作为当时主流文学的重要刊物之一,《诗刊》在办刊观念、编辑策略和重新界定传统等方面,都对新时期诗歌的生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新时期诗歌与四十年代诗学的关系

百年新诗完成对古典和西方诗学的双重借鉴与超越,逐渐形成自身闭合的"小传统",并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新时期诗歌和四十年代诗歌在很多地方有共通之处:在处理个人与时代、个体与群体关系等问题上高度相似;在表达情感的同时,追求诗歌的"智性"与"思辨性";重视诗歌的意象手段及其象征性,这些都表明四十年代诗歌是新时期诗歌的直接"影响源"。

论主体间性与新时期诗歌翻译的价值取向——以赵毅衡的实践为个案

新时期的诗歌翻译调整了此前过于强调政治价值的偏差,转而以艺术性取向为主。艺术性取向拓宽了译诗题材,促进了诗歌翻译的繁荣。以赵毅衡的实践为个案,发现此价值取向的形成是渐进的,是译者主体与文化环境谨慎试探、互相作用的结果。以史为鉴,可知诗歌翻译的发展有赖于译者对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也有赖于意识形态给译者提供施展才华的自由空间。

中国当代“新时期诗歌”中的画面感

中国当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新诗在1949年以后的合理延伸。70年代后期至今是中国当代新时期诗歌时期。这个时期的部分作品形象鲜明,在主题的表现上强调用有质感、凝练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对象,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面。

论新时期诗歌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原则的综合

对于新时期现代性诗歌写作来说,诗学立场抱负的综合性、诗歌内涵意蕴的综合性、诗歌表意方式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必然要将多种文学创作"熔于一炉",从而展示出综合性的美学品格。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综合,便是其中之一。

新时期诗歌对诗歌传统的反叛

新时期诗歌是在继承五四新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它又是对我国古典诗歌和五四新诗的一种超越。本文试从诗歌语言的翻新与组合、修辞方法的运用、诗体形式的建构等方面 ,探讨新时期诗歌对诗歌传统的反叛。

新时期诗歌的衰亡缘由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亡。某些诗人是造就诗歌病态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中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反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方面，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和审美规范的作品。

锐意创新的诗歌语言——新时期诗歌语言探讨之一

新时期诗歌潮流一瞥经历了动乱的磨难和诗意的枯竭期之后,新时期诗歌以令人刮目的姿容登上诗坛。传诵一时的"四五运动"诗歌是它的前奏。火山般的激愤和晨雾似的哀思疏浚了心灵与诗歌淤塞的通道。给社论装韵脚的诗行和虚假夸饰的诗风得以扭转。然而它毕竟是压抑既久的心声的直接呼喊,有较为迫切和自我意识到的现实功利。它专注于情感的真,还无暇顾及形式和语言美。它把锤炼更精巧别致的诗歌语言的重任留给了来者。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诗坛的合唱中,出现了某些不谐和的音调。

世纪末的回眸──论新时期诗歌与文学整体运动

新时期文学自1976年隆重地拉开她迷人的帷幕之后，如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在这大潮纷繁的历程中，作为艺术背景与艺术对象的社会现实，经历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从传统农业化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换。这种社会的转型与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诸如创作主体的寻找与自我的重新定位；诸如文化哲学思潮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演进；诸如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形态的共存；诸如文学潮流各领风骚的热闹景象……那么，新时期诗歌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新时期诗歌创作得失漫谈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诗歌，百花齐放，万木吐翠，真可谓姹紫嫣红朱蓝共妍，纵横诗笔情高致远。广大的诗人见识和尝试了各种新的手法，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广大的读者也大大提高了鉴赏水平，提高了审美敏感力与判断力。读者所切盼的是得到更丰足更精美的精神食粮，读到更多的优秀诗歌。完全可以相信，尽责于使命、育德于后世的诗人们壮志凌云才华横溢，决不会辜负广大读者的期待，一定会以更多的优秀诗作鼓舞广大读者。

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新时期诗歌艺术形态的转换与变形

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诗歌艺术形态转换与变形的开始。初期的朦胧诗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但与后朦胧诗相比,仍不免依傍传统,受象征主义影响颇多。后朦胧诗完成了传统诗向现代诗的过渡,更接近于未来主义。它虽以自行消失告终,但其中的种种尝试,为诗歌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参照系。

浅谈新时期诗歌的艺术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必然发展变化,诗歌也如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拨乱反正,纠正冤假借案,然后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后农村承包、企业改革、对外开放,近几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等,这些新变化新内容使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歌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新的内容,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于是当代诗歌开始探索自己的形式,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 一。

试论新时期诗歌意象的心理内涵

意象是诗歌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古今诗歌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意象生成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和深广性的异同。本文试图从新时期诗歌意象的实例出发。探索其丰富的心理内涵,以期给当代诗歌的解读提供一些启示。

新时期诗歌的衰落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落。诗人是造就病态现象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是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审美规范的作品,维护诗歌永恒的生命。

新时期诗歌的三段式轨迹

如果从1976年算起,十五年的中国新诗的运动轨迹似乎恰好经历着正题——反题——合题这样的三段式轨迹。 这是丰收的十五年,又是伪诗劣诗数量不小的十五年;这是活跃的十五年,又是文艺思想、诗学理论出现相当程度的混乱的十五年;

困境与契——新时期诗歌文化意向变延的描述与分析

对于新时期的诗歌而言,“文化”无疑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词语。我们曾欣然而快慰地欢呼过诗歌文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曾不无自信地预感,文化的乳汁必将毫无意外地使诗歌走向成熟和壮大。现在看来,这种欢呼与预感确未落空。毫无疑问,文化的自觉与溶入不仅使当代诗歌从主题意蕴、价值导向、审美内涵、表现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且使整个诗歌运作的形态与消费的水准完成了由近代到现代的时差推进。在所有变革中,主题视角由表层的现实到深度与多维的文化的转变是其最根本的动力与催化剂。当然,文化意向的自觉也带来了几度与成功俱在的困境,这种困境在新时期屡屡折磨着诗歌,使它在饱承滋育,不断走向成熟与现代的同时不断地陷于阵痛和误区。但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机制为诗歌的运行与变革带来了新的契机,成为其赖以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因。

新时期诗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

新时期诗歌对传统文化有继承又有超越,各诗派的超越有不同表现:现实主义诗派丰富了表现手段,为古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东方隐逸诗派对儒道“天人合一”给以更新,创造了“灵”美的新境界;朦胧诗派为古老神话注入现代人意识;“新生代”诗人则使古文化翻新,创作出了标新立异的口语诗和“感觉诗”。